生对疑难病症的诊断，在权威性上也不弱于法官的裁决。





　　在我们的人文研究中，一些学者也倾向于依据这种提问标准检点我们的问题。何怀宏先生在梳理“封建社会”这个概念的变迁线索时提到，国内一些学者已经把“中国封建社会为什么延续得这么长久”的提问视为“假”问题。其实，根据类似标准，我们还可以清理出许多“伪”问题或“伪”观念。虽然人文学术研究中的“真假问题”向来是一个难以得到根本解决的问题，然而有此关注，的确表明我们开始拥有自觉的“问题意识”。





　　单是抽象解读“学术问题的发现和提出”这个话题，就已经引出了上述诸多问题。而且这些问题一经提出，仿佛已经注定是难以得到最终解答的。然而换个角度看，这类问题的价值恐怕就在于提问本身：提问就是提醒，它提醒我们不断反省和描述自己的学术现实。只要有了这种自觉，无论我们在具体学术研究中选择怎样的提问方式，其问题都不会是没有价值的。关注问题，才能保持学术的理想和学者的敏感，不致把我们的研究降低为一种职业惯性。这恐怕正是“学术问题的发现和提出”这个话题最终关切的事。





二、复述与“图书馆意识”





　　无论我们对“学术问题”的有效性问题持怎样的看法，提出“新问题”或阐发“新观念”总是一种普遍的学术追求。它使一种学术不致沦落成一张发黄的老照片，使我们的叙述不致变成单纯的“复述”。





　　复述就是重复他人的话语，它的日常语句形式可分为“直接引语”和“间接引语”。所谓“直接引语”就是逐字逐句地援引他人的论述、观点或看法，其直接形式是：某人说：“……。”而“间接引语”要复杂得多，它复述的不是直接语句，而是这些语句所表达的意思或观念，其一般形式是：某人（或某种观点）认为：……。这里不必用引号，在大家熟悉的语境下，甚至也不必提到他人。





　　就所复述的内容而言，它可以来自他人的交谈，但在学术上，它主要来自我们所阅读的文献文本。同时，这些内容既可以来自我们的“前人”，也可以来自住在西方世界的“外人”。





　　毋庸赘言，任何学术研究都是在开放的公共语境中进行的，所以，一定程度的复述对学术活动来说本是不可缺少的。更准确地说，在一种成熟的学术研究活动中，我们很难把“他人的叙述”与“自己的叙述”截然区别开来，它们是彼此依存、相互呼应的。所以对“他人的叙述”与“自己的叙述”、“他人”与“我们”的区别在学术上本来没有太大的意义。





　　然而，复述在学术研究中的合理性还包含着另外一个意思，即学术不能止于“单纯的复述”。必要的复述只是为了提出和讨论问题，而单纯的复述则是对已有话题、思想和观念的“克隆”，这种的克隆除了具有一定传播价值外，也不免使我们的头脑成为别人的跑马场。





　　此外从意识上看，单纯的复述是以“他人的叙述”与“自己的叙述”的分裂为前提的，进而言之，它是用“他人的叙述”代替“自己的叙述”。正是在这个背景下，“没有新问题”的批评才常常等价于“没有自己的问题”。当一种学术从总体上符合这个批评时，它就是不成熟的。





　　我们的学术或多或少地表现了这种不成熟特点。随着学术对外开放的深入，原本受地域局限的传统的、狭隘的学术观念、研究领域和提问语境已被打破，西方数百年来积累形成的话题、学说、观念和方法凭借翻译和翻译式阅读（原文阅读）潮水般的涌来。在此背景下，中国传统思想的复述价值不断递减，以“拿来主义”为特征的复述则成为一种时尚。





　　本世纪上半叶，顾颉刚等人在倡导“疑古精神”的同时，已经开启了对神话史与历史、真史与伪史、历史材料与观念等话题的讨论。但在十余年来的我国史学界中，只要涉及“史学本质”或“史学思想”的讨论，人们更喜欢引述克罗齐“一切历史都是当代史”的说法，讨论英国历史学家E.H.卡尔的“历史是什么？”的问题，或是拿来解释学的“文本”或“历史理解”理论。此外，像斯宾格勒或汤因比的历史观，卡尔·魏特夫的“东方社会”或“治水社会”观念、法国年鉴派的历史观，也影响和支配着我们的历史意识。这种观念和讨论背景的巨大变化显然与翻译式的阅读和翻译有很大的关系。





　　翻译是一种基于翻译式阅读的“复述”。从逼近“原意”的理想来看，它相当于为我们提供了大段的、完整的“直接引语”。而从翻译中不可避免要出现的改写成分来看，它又像是大段的“间接引语”。





　　谁都不会否认，十多年来的翻译对我国学术的发展（或者说“学术现代化”）功不可没。正是大量的、哪怕是良莠不齐的翻译以及许多学者不懈的翻译式阅读才使我国现代学术出现了前所未有的巨大变化。翻译使我们的学术摆脱了儿童心理学所说的那种“自我中心化”格局，使我们的话题和观念不再是一种具有浓厚地域色彩的土特产。





　　然而，翻译虽然重要，但我们的学术不能仅仅停留于翻译；同样，直面原文的翻译式阅读固然代表着我们学术素养的提高，但它毕竟只是阅读，不能替代我们的提问和思考，更不能替代我们的写作。反过来说，如果翻译在一种学术活动中居于主导地位，这种学术就必然带有强烈的“复述”的特征，这正是我们今天不能不认真对待的问题。





　　多年前我的一位同事曾戏言：如果谁不懂得两门以上外语，那就免谈哲学。如今这种近乎傲慢的说法正悄悄变为学术界的一项资格认定标准。





　　粗略回顾一下我国学术界十多年的发展状况，我们会惊异地发现：大多数在学术领域中产生了重要影响的话题、观念好像都源于一部著名翻译作品的问世。这个作品可以是一译再译的尼采作品，可以是弗洛伊德的《梦的解析》或海德格尔的《存在与时间》，列维—布留尔的《原始思维》或列维—斯特劳斯的《野性的思维》，韦伯的《新教伦理和资本主义精神》或三个中文版本的罗尔斯的《正义论》，当然，还包括目前出版的布洛代尔文明史的系列译品，等等。





　　我们似乎有理由说，这是一个靠翻译支撑的学术！这个由翻译支撑的学术默认了一个标准：本土作品不如翻译作品，而外语原作则是上上品。这样，我们自己的研究也在相当程度上变成了一种单纯的“读后感”，变成了以介绍、编辑（或编译）、模仿为主要特征的翻译式写作。





　　不久前在《中华读书报》上读到一篇报导国外汉学研究的文章，作者指出如今我们对国外的研究成果总是“译介多，评论、研究少”。与此相印证，就在这同一版面上还刊登了毛志成先生的文章《呼唤大读者》，他尖刻地批评说：一些人“对大哲学书、大见识书毫无总体把握的兴趣和能力，专喜欢在一字之解、一词之义上开发被前代注经家早已嚼烂的‘新义’。有时，读书简直就是为了抄录。……眼刚到，便剪刀随之。随即拼成自己的论文、专著。”⑥显然，这个批评并非耸人听闻。近年来我们注意到国内一些学者的学术著作和文章具有明显的“抄录”特征，我们甚至可以指出一些“抄录”所依据的蓝本。





　　即使在艺术创作这个充满探索性和表现性的领域，“抄录”居然也会成为一个热门话题。几个月前，关于韩少功《马桥词典》是否属于抄袭的争论在文学界一度吵得沸反盈天。批评者认为，这部作品从创作手法、叙述风格或内容都是对米洛拉德·帕维奇《哈扎尔词典》的模仿，所以算不得探索性的开山之作。而辩护者则强调“借鉴”的合理性，并引证说，鲁迅的《狂人日记》明显以果戈理的《狂人日记》为蓝本，曹禺借鉴了易卜生、契科夫的创作手法，郁达夫则“模仿”了日本的“私小说”和卢梭的散文。这些引证固然有助于证明“借鉴”与“模仿”的合理性，但我从这些论据中恰恰看到，这种具有确定蓝本的借鉴似乎形成了一个传统。在这里，关于“暗合”、“借鉴”、“模仿”和“抄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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