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真理从容赴死的例证， 又褒扬了鲁迅、肯定了吕荧。这都不错，但当他以此为“绝对命令”，批评萧乾们时，却极似当年的红卫兵。在“文革”的“审父”过程中，红卫兵经常提出这样的诘问：为什么别人都参加革命你却依然搞学问？为什么别人上了延安你却留在北平？为什么别人死在监狱中你却被放出来？为什么别人在战场上与敌人同归于尽，你却成了俘虏？结果，几乎所有的“旧”知识分子、所有敌占区文人、所有的被捕被俘人员统统都成了有罪者，且罪莫大焉。遭遇最惨者当属原朝鲜参战志愿军战俘了。其中之惨烈情节前些年报告文学已有披露，此处不赘。不过更大的悲剧还在红卫兵本身。他们审人审己，已经没有“不革命”的路可以选择了，于是，为了献身“崇高理想”、为了捍卫“毛主席革命路线”，他们毫不犹豫地把大刀长枪乃至机关枪大炮砍向射向对方 ，也就是自己昨日的同学、同志！ 我至今仍保存着一张手按短枪英姿洒爽的徐州女红卫兵照片，她可能也“牺牲”在后来的武斗中了。这是一代人用青春和鲜血书写的悲剧。但遗憾的是，除了《枫》和早期的伤痕文学之外，甚至“红卫兵”作家们自己也将这些“伤痕”从记忆中抹去了④。整个中国似乎只有巴金老人在那里不停地呼吁、再呼吁。一纸极 “左”路线的封条， 封存了历史也拂平了人们心灵的创伤。
应当感谢王彬彬们，他们撕下了历史的封条，同时也唤起了人们的警觉。今天再重新回首的时候，人们才发现，我们既往对“文革”以及三十年极“左”悲剧根源的认识远没到位，类似历史悲剧重演的社会基础仍在，这其中，便包括对极“左”路线得以猖獗的社会舆论基础：道德偏执症的忽视。
如同在经济战线上我们多少年来总想超越商品经济阶段直接进入共产主义一样，在道德领域中，我们也是忽视公德—常德建设，总试图用崇高道德或革命道德取代社会公德—常德。换句话说，道德建设同样也不能越过初级阶段直接进入高级阶段。我们只能用公德—常德而不是崇高道德要求群众。我这样立论，或许会召来诸如提倡懦夫哲学庸人道德之类的归谬指责。在日寇入侵或国民党黑暗统治时期，如果人人都明哲保身，那我们民族岂不万劫不复了吗？但这样的“如果”也是不能成立的。正象不能人人皆崇高一样，也不可能人人皆平凡。肯定有少数先知先觉者，揭竿而起奋起抵抗。这就是革命者，这就是革命觉悟；共产党是无产阶级先锋队，含义就在这里。这时革命者应当倡导和实践的当然就不是公德，而是革命道德，使更多的人景行行之，使更多的人提高觉悟参加革命。革命崇高，要靠本人的觉悟的完成，而不能靠他人的道德命令实现。大多数群众在觉悟不到的时候，只要恪守常德保持良知坚持节操，不与敌人同流合污，不损害大众或民族的利益，在客观上也就是对革命的支持。因此，尽管常德并不能直接产生崇高产生革命，但它却是崇高或革命道德的基础，可以给崇高以道德支持。试想。如果日寇入侵中国时，全体中国人都不当伪军不作汉奸，日寇能统治中国大半江山八年之久吗？从某种意义上讲，中国抗战之所以艰苦，不是群众中革命觉悟者少了，而是丧失民族良知的汉奸多了（抗战结束时，八路军等革命军队约120万，恰好等于抗战所消灭俘虏伪军数）！ 周作人不参加革命不是罪人，但他几乎是自愿当汉奸，却永远不应被宽恕！永远！张中行先生一直赢得我的尊敬，不仅是他的文章，而且是他对当时革命者的尊敬——尽管他自己没有参加革命。同理，“文革”中令人发指的法西斯暴行之所以大规模发生，也不在于张志新们少了，而是E 类丧失良知投机分子和没有道德良知约束的Ⅱ类“革命”青年太多了。否则，不至于那么多人被揪出来、被活活打死。尽管今天我们已永远无法将曾参与制造种种悲剧的 E类人揪出来进行道德批判了，但道德舆论的批判锋芒却应当永远不放过他们以惩戒后者！
因此当‘文革’结束后，伪崇高道德体系一旦瓦解，整个社会便失去道德支撑点，人们行为动机一下子从‘全心全意为革命’滑到千方百计为自己，极端利己主义日益猖獗。少数一辈子‘大公无私’的老干部，甚至一下子蜕变成‘大公皆私’鲸吞巨额国有资产的贪污腐化分子。但这时，我们的道德建设却依然停留在抽象高标准上，希望用崇高英雄形象或理想道德楷模约束全民道德。结果，适得其反：当我们把圣德作为常德要求人们遵行时，恰好使道德的调节功能失效，因为既然大多数人并不能实行圣德，彼此彼此，也就形不成道德舆论压力，反而使常德无人遵守，使缺德不受谴责，甚至得到道德鼓励：‘不吃白不吃，不拿白不拿’、‘有权不用过期作废’等等‘醒世名言’流行便是例证。这便形成恶人恶行肆无忌惮无法无天的道德土壤。贪污犯被揪出来，人们不是仇恨，而是嘲笑他不长眼；反之，奉公守法者，人们不是尊敬，而是怀疑这人是否缺心眼。崇高成了痞子们的嘲弄对象：‘大兵，学雷锋为我作点好事吧！’……结果好人做好事忧心忡忡，坏人做坏事却无人谴责……那些解救被拐卖妇女的公安人员不是讲比解放前打鬼子都难吗？因为全村没有人站正义和法律一边！试问，在这样的社会道德环境中，即是出来几个圣人又有什么意义呢？
由此，我们便回到了现实道德建设的话题上。我知道，王彬彬们的“审父”动机是基于他们对当下道德滑坡的义愤，希望凭借青春热情点燃人们心头熄灭已久的理想与崇高火焰。对此，我深表理解。对于自己不崇高却肆意嘲弄崇高、对于自己不革命却嘲笑别人革命的人，应当进行道德抨击。尤其对鼓吹理解周作人之流的文人，应当批判。但遗憾的是，选择萧乾言行和王蒙言论为批判目标时 ， 他们的抨击方向却是错了。今日造成道德滑坡的原因很多，但从道德自身而言（不涉及市场经济对道德冲击），
因此，我的结论很明确，无论是挽救沉沦道德还是高扬人文精神，我们都应从社会公德和常德建设起步。这是真正艰巨的历史任务，也是真正崇高的目标。在和平时期，若能建设一个人人遵守公德，个个都合法“利己”不害人，真正“夜不闭户”的社会，那不正是我们的理想境界吗？但在今天，要使全体公民尤其包括广大农民遵守公德—常德，又谈何容易！它比经济翻两翻的任务艰巨的多！更比著述宏扬人文精神艰巨的多！这不仅在于它必须要经过一个长期艰巨的全民道德教育过程，还在于它实际上涉及一个艰巨地国民精神重建问题。
道德偏执症之所以在中国盛行，还在于我们民族从来就没有现代意义的社会公德意识。中国的所谓传统美德一直是与封建道德连体并存的。尽管“己所不欲勿施于人”可以作现代公德释用，但在存天理灭人欲的框架中，它的共生命题却是“人所不欲，专施于人”——立起一座座贞节牌坊。礼教杀人也就是伪崇高杀人、圣德杀人，与“文革”期间所倡导的“宁为‘公’字前进一步死，不为私字后退半步生”一脉承传。我们今天需要的是建立在现代人权人道法制基础上的社会公德，用公民良知构筑起有效防止恶欲横流制止道德滑坡的舆论大堤。这便需要公德、常德之A、B、C的普及，需要补“前现代”的人文启蒙的课、需要多学科人文学者的投入、 需要舆论界文学界教育界的帅先垂范并配合法律界协同教育宣传，这是一项伟大的精神文明建设工程。眼下，迫切需要的是明确建设方向，形成抵制浊流的强大统一战线，并提出一些可操作性公德和常德建设方案。今天，商业道德建设已经具体化了，譬如扬弃抽象的“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口号，取而代之的是不讲服务“忌语”等。而我们文学界一些朋友却依然道德偏执崇高悬的，动辄批评作家不够伟大愧对鲁迅巴金曹雪芹等等，不能不使人痛惜他们偏离了“崇高”目标浪费了热情。一个作家是否? 氤晌蚰芊癯晌按笞骷 上一页 [1] [2] [3] [4] 下一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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