须表明，不，他当时是自由的，的确是他做了那件事。仔细考察这些说法，我们就能看到，“自由”这个词是争辩性的，并非某一类行为所具的属性。常态下的行为，说不上是自由的行为还是不自由的行为，“说我们‘自由地’行动只不过是说我们并非不自由地行动”（128）。这和“实在”这个词一样，实际上在争辩意义上使用，而人们不查，把“实在”当成了“导电”那样的属性，可以依此共同属性归纳出一类事物，称之为“实在事物”。

    其实传统哲学放在“自由”名下研究的很多现象，放在“责任”名下更妥当些。“如果我们接受日常语言的引导，那么我们请求原谅时最经常是要脱卸责任，或脱卸部分责任，”辩解说那件事情不是自己做的（129）。但辩解并不都是要脱卸责任。我说自己笨手笨脚，或解释说当时我别无选择，诚然是一种辩解，但我同时承认事情是自己做下的，承担了责任。“自由”和“责任”都是伦理学里的关键词，通过分析种种辩解会大大澄清何为自由何为责任，以及这两个基本概念是如何联系的。

    人们把我们的分析称作“语言分析”。我们的确是要检查在这样那样的场合我们会说什么，会怎么说，但“这时我们重新审视的却不只是语词，我们同时也重新审视我们用语词来描述的实际情境”（130）。我们通过对语词的更敏锐的感觉来更敏锐地把握现实。所以，“分析哲学”啊，“日常语言学派”啊，这些名称都容易引起误解，也许把我们的方法称为“语言现象学”比较好，只是这个名称够绕口的。

    但我们为什么特别着重分析日常语言呢？我们现在使用的语词是前人一代一代传下来的，不知经过了多少锻炼修正，“凝结着无数世代承传下来的经验与才智”（133），体现着我们对世界的基本理解。哪里须得加以区别？哪里须得保持联系？我们区分“事实”和“事情”，虽然两者都是客观之事；我们说“事情发生了”却不说“事实发生了”，这个区别里面多半包含着值得深思的道理。为什么“光芒”的“光”和“光滑”的“光”连在一起，又和“用完用光”的“光”连在一起？适者生存，概念在这里分野而在那里交叉，这种说法成立而那种说法不成立，总有一定的道理。那些见微知著的区别，那些盘根错节的联系，非经一代人一代人的言说，不会凝聚到语词的分合之中。哲学家也能想出一些重要的区别和联系，但这些通常端赖语词中已经体现出来的更基层的分合，要用我们一下午躺在摇椅里想出来的东西取代万千年千万人经验的结晶，不亦妄诞乎？

    然而，我们无意主张日常语言十全十美。我们的身体经多少百万年的进化长成现在这样，其构造的精妙让人赞叹，然而它远不是完美的，它不能像猴子一样跳到树枝上，不能像老鹰一样飞上云端，不能像蛇一样耐热耐饥。但在这里说“完美”是什么意思呢？我们不愿抓了烙铁立时烫起个大泡疼得嗷嗷直叫，但若我们的手指敏感到能摹挲出红木桌面和橡木桌面的区别，它就不太可能摹挲着烙铁不烫起泡来。我们在“快乐”这个词里用了个“快”字，就把快乐和畅行无阻和海阔天空联系起来了，可同时生出了“不快”的歧义。英语和汉语各有千秋，大致能够应付各种情境，但各有难应付的事情。碰上这些不如人意之处，有人一下子走得太远，希望全盘克服一切不便，发明出一种理想语言，把思考和说话变成一种全自动过程。其实，唯有不完美的世界才是有意思的世界，我们才有机会因改善因创新而感惊喜，因绕过陷阱因克服障碍而感庆幸。

    日常语言既然不是十全十美，我们自然不可用它来对事事作出最终裁判。但又有什么能到处充当最后的裁判者？有些疑问要由科学来裁决，有些则靠大家同意，有些干脆没有答案。无论谁来裁决，到另一个时候，另一个场合，出于另一个考虑，已经裁决好的都可能需要重新斟酌。“日常语言确实不是一锤定音的最后之言，原则上我们处处都可以补充它改善它胜过它。但请记取：它确是我们由之出发的最初之言。”（133）

    再说，日常语言的用武之地是日常生活。这当然不是个小领域，日常生活中荆棘丛生，要把这些棘手的情形讲个明白可得有了不起的能耐。然而，日常语言毕竟有自己的限度，到了另一些领域，我们就必须求助于更为精密的语言，例如数学语言。我们得发明出新的语汇才能自如地谈论显微镜底下发现的新事物。

    比较起科学上使用的语言，日常语言常常不是那么严格。即使在日常生活范围之内，同样的场合，这人这么说，那人那么说。以谁为准？语言事实尚不能确定，自难进一步对语言进行分析。不过这个困难被大大夸张了，我们以为同一种情境下人们会有种种不同的说法，往往只因为我们设想的情境大而化之，待我们增添几次细节，把情境设想得十分具体，我们会发现人们在这种特定情境下会采用的说法相当一致，而一开始那些不同的说法提示出所设想的情境其实各有一些差别。有人主张冷热之类只是主观感觉，与此互为表里，似乎凡可以说“屋里冷”的场合，我们也都可以说“我觉得屋里冷”。但若我已经向你表明暖气烧得好好好的，气温计指着25度，除你以外的人都不觉得冷，这时候你大概只会说“我还是觉得（屋里）冷”而不会说“屋里还是冷”。前一个说法让人猜测你也许外感了风寒，后一个说法却让人猜测你内感了偏执狂。什么时候我觉得屋里冷等于屋里冷，什么时候不等于，这对于澄清有关感觉的哲学讨论大有干系，而这种讨论占了哲学论著差不多一半。

    一模一样的情境而常见两三种说法，也许由于说话邋遢，那我们可以研究一下怎样把话说得更加准确切实。但若出现了认真的分歧呢？这会提示我们，这里出现了两个略有差别的概念体系，我们须得通过对这两个概念体系的进一步了解来解决分歧。澄清这一类分歧，通常最富启发。物理学家碰上一个转“错”了的电子，如获至宝；我们碰上一个真正说话怪异的人，也不要轻易放过。

    最后我们还得提到，日常语言掺杂着一些偏见和迷信。这些东西就像机体中某些细部，时过境迁，如今已经无益甚至有害，却竟然通过了生存竞争的考验存活下来。我们在分析日常用语的时候，自应留心察觉这类偏见和迷信，因噎废食则大可不必。而且，我们在清扫这些东西之前，先问一问是什么原因使这些东西得以经年累月一直传到现在，往往会有收益。

    我们现在既已准备好通过日常语言分析来进行探讨，那么我们肯定希望找到某个领域，在那里日常用语既丰富又精细。辩解之辞正属此类。凡需辩解，必已处于不妙的境地，情急之下，无所不言，所以用来辩解的说法特别丰富。辩解不像谈论天气，说错说对没人在意，辩解能否让人接受，通常事关重大，两种说法，差之毫厘，失之千里，所以辩解的说法不仅丰富而且微妙。

    而且，“辩解”这个题目还不曾成为哲学研究的乐园。我们选择来加以分析的用语，最好还不曾被人们分析得太滥。道路上走过的人太多，路走得秃秃的，踩上去容易打滑。一提到“美”这个词，就会有几十上百个关于美的定义涌上前来，接下去就是一排排哲学家自己编出来的包含“美”这个词的例句，乃至我们记不清人们实际上是怎样使用“美”这个字的，甚至记不清人们到底用不用这个字。

    从以上种种要求来看，辩解都算得上是“在哲学中进行田野工作的良好选址”（131）。我们通过这些基层的田野工作，应能获取一定的共识，至少应能就如何获取共识获取某种共识。我们不要一上来就搬出某些想当然的结论，用一些不知所云的概念反复演绎。我们好生想象一个需要辩解的场景，检查各种各样用来辩解的说法，然后一次次把这个场景稍加改变，看看刚才设想的说法是否还适用，又需要提供哪些新的辩解。假如你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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