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小波的一篇文章《知识分子的不幸》，却在书的前面特别突出地标著王小波等著，似乎有意突出王小波与这里的知识分子话题的关联。

[33]艾晓明著：《成长岁月--与宋华女士、王小平先生谈王小波》，选自艾晓明、李银河著：《浪漫骑士--记忆王小波》，中国青年出版社，1997年7月，第75--105页。

[34]《中国知识分子与中古遗风》，选自《沉默的大多数--王小波杂文随笔全编》，王小波著，中国青年出版社，1997年10月，第37页。

[35]《中国知识分子与中古遗风》，选自《沉默的大多数--王小波杂文随笔全编》，王小波著，中国青年出版社，1997年10月，第31页。

[36]参见[美]阿尔文·古尔德纳著，杜维真等译：《新阶级与知识分子的未来》，人民文学出版社，2001年11月。这本书的核心论点是知识分子是一个形成之中的阶级，他向所有的形成之中、上升之中的阶级一样，它已经有了对于权力、政权的诉求，并且还探讨了知识分子角色的问题。

[37]《中国知识分子与中古遗风》，选自《沉默的大多数--王小波杂文随笔全编》，王小波著，中国青年出版社，1997年10月，第32页。

[38]参见[意]安东尼奥·葛兰西著，曹雷雨、姜丽、张跣译：《狱中札记》，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0年10月。

[39]很多学者曾经指出说知识分子这个词本来就不是全球性的，它只属于两个特别的国家即俄国和法国，在这两个特别的国家里知识分子成为一种特别的传统，所以要研究知识分子史似乎不可能饶过俄国和法国的知识分子的历史。

[40]记得我刚入学时，上历史系阎步克老师的课，阎老师没有给我们推荐历史学的专著，而是让我们有空读一读《顾准文集》、《陈寅恪的最后二十年》和《我的精神家园》，现在想起来，1998年正是顾准、陈寅恪和王小波作为文化英雄呈现在九十年代的文化空间的时候，此事可以作为把顾准、陈寅恪和王小波放置在一起谈论的一个佐证吧。

[41][德]马克斯·韦伯著：《儒教与道教》，王容芬译，商务印书馆，1999年，第5页。

[42]关于人文精神问题的讨论，参见王岳川著《中国镜像--90年代文化研究》：《第三章 知识分子：思想命运与精神定位》，中央编译出版社，2001年1月，第54-113页。

[43]参见戴锦华主编《书写文化英雄--世纪之交的文化研究》中的第一章《90年代文化英雄的符号与象征--以陈寅恪、顾准为中心》（杨早著），江苏人民出版社，2000年10月。

[44]王小波曾写过一篇流传很广的文章，叫《知识分子的不幸》，谈的是知识分子最怕活在不理智的时代，则不理智起源于价值观与信仰欺骗，实际上还是在谈中国知识分子的一种道德自恋。选自《沉默的大多数--王小波杂文随笔全编》，王小波著，中国青年出版社，1997年10月，第38页。

[45]王小波笔下的人物面对文革这个权力体制时，采取的显然不是一种压迫/反抗的二元对立的姿态，而是拒绝加入这样一种福柯所揭示出来的游戏关系，从而获得消解游戏的狂欢。关于这一点我会在下面结合《黄金时代》详细论述的。

[46]《南方周末》上关于王小波的引文皆出自2002年4月11日出版的该期报纸，这一天既是王小波的忌日，也是《南方周末》每周首刊的时期。

[47]刘晓阳著《地久天长》，选自艾晓明、李银河编：《浪漫骑士--记忆王小波》，中国青年出版社，1997年7月，第422页。

[48]《沉默的大多数》选自选自《沉默的大多数--王小波杂文随笔全编》，王小波著，中国青年出版社，1997年10月，第5-19页。

[49]《不再沉默--人文学者论王小波》是在学术界集中讨论王小波的集子，关于王小波的重要的研究文本也多收集于此，光明日报出版社，1998年6月。

[50]本报特约记者李静著《依旧沉默--文坛中人对王小波的一般看法》，《南方周末》，2002年4月11日，第17版。

[51]《北京文学》，1998年，第10期。

[52]关于布迪厄的论述参见王岳川著：《二十世纪西方哲性诗学》，北京大学出版社，2000年8月，第539-562页。

[53]当然，对于他们的称呼很多，诸如晚生代、新生代、60年代、70年代、后新时期等等，但这些词汇或命名的涵义实际上相当含糊，除了似是而非地在能指的层面上滑动外，很难深入它的内部，更难从概念的外延上明确其所指，而且似乎也不具有文学史中习惯使用创作流派来指称作家群的惯例，但在有些论文中，把他们的个性化写作作为共性来研究，不过，从当代文学史上来说，他们大致指苏童、叶兆言、余华等人之后的一批作家，以朱文、韩东为代表。我在这里采用新生代的说法，一是因为这个称呼使用得相对广泛，另外，还依据一本书的名字，张钧著：《小说的立场--新生代作家访谈录》，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02年2月。

[54]学院也和知识分子一样成为90年代中国文化图景引人注目的词汇，它经常被叙述成与民间相对立的截然不同的价值立场与美学诉求，尤其体现在90年代末期关于诗歌的知识分子写作与民间写作的论争上。当然，在更广泛的层面上，民间似乎成为一个更为有力更为合法的话语（因为民间似乎意味着与政治体制的脱离，从而寄予了更多的精神自由与人格独立的文化想象），而学院往往处在被动/指责的地位上，这显然也是梳理90年代文化地形图时不可绕过的话题之一。

[55]文章选自《十作家批判书》，陕西师范文学出版社，1999年11月。

[56]《十作家批判书》，陕西师范文学出版社，1999年11月，第118页。

[57]凭我的理解，论述者对布鲁姆的解读本身即充满了一般意义上的误读，在《影响的焦虑》一书中，他大胆地指出误读的前提或者说展开是由于后代的诗人在面对诗歌史上几乎不可怀疑的经典大师与文本即父亲时，便不能自抑地在受到父亲恩惠的同时也产生一种负债之焦虑，并在这种焦虑下从事一种弗洛伊德意义（俄狄浦斯和拉伊俄斯情结）上的误读式（布鲁姆提出了六种修正比即误读方式）创作，在这个意义上，误读被建构成了一种创造性的力量。参见[美]哈罗德·布鲁姆著，徐文博译：《影响的焦虑》，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1989年。

[58]《十作家批判书》，陕西师范文学出版社，1999年11月，第121页。

[59]拉家渡著《十问王小波追随者》，《南方周末》，2002年4月11日，第19版。

[60]胡坚著：《愤青时代》，长江文艺出版社，2002年5月。

[61]胡坚是新浪网文化频道的作家专栏里的文嚎专栏的作者，也是北大在线·文学大学堂里文学自由坛的斑竹，并且《愤青时代》的出版与北大在线和长江文艺出版社的策划有很大关系。

[62]《我的师承》，选自《沉默的大多数--王小波杂文随笔全编》，王小波著，中国青年出版社，1997年10月，第314-317页。

[63]转引自《王小波的精神家园》，朱伟著，刊登在《三联生活周刊》，2002年4月15日出版，第15期，总第188期，第21页。

[64][美]戴安娜·克兰著，赵国新译：《文化生产：媒体与都市艺术》，译林出版社，2001年4月，第20页 相关性：毕业论文,免费毕业论文,大学毕业论文,毕业论文模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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