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色，或者经过了20世纪60年代欧洲革命退潮之后，有批判性的知识分子回到学院和书斋的策略性选择更迎合了这样一种趋势，比如罗兰·巴尔特的经典名言：如果我们不能颠覆社会秩序，那就让我们颠覆语言秩序吧，并在文艺理论中体现在回到文本/解构文本/把现实放入括号的后结构主义的批评脉络，知识分子这个词也在世界范围之内变成了过时的字样[39]，因为学院是一个关闭知识分子的空间，于是社会中只剩下高度专业化/学院化的专家、学者、批评者、阐释者。在这个意义上，似乎可以理解王小波之所以离开学院，意味着他拒绝成为某种专家式的技术知识匠，而要亲身参与到社会文化的建构过程中，这显然可以从他写作大量杂文的行为中看出他充当有机知识分子的功能。
但是，王小波这种对知识分子批判社会的功能角色的界定，并没有使他以批判社会的有机知识分子的形象出现，而是被塑造/叙述成具有自由/独立品格的知识分子的代表，或者说关于自由/独立的文化想象成功地掩盖与遮蔽了批判社会的锋芒，而这种修辞策略又可以从把王小波与顾准、陈寅恪放置同一个文化空间被讨论的事实中寻找出其背后隐含的文化图景。
把顾准、陈寅恪和王小波放置在同一论述语境中[40]，并非偶然的现象，细心一点，便会发现，形容顾准、陈寅恪和王小波或者说把他们放置在同一论述空间的可比较性即共同点是这样一句话自由之思想，独立之精神（陈寅恪语），人们几乎共时性地接受与选择的原因在于他们具有相似的学术品格和人格，也就是说人们在他们身上寄予了一种自由思想（对应着非自由的思想）和独立精神（对应着非独立的精神）的渴望与想象，这本身即可作为90年代文化地形图的一种风景来考察。
当然，王小波与顾准、陈寅恪作为已经逝世许久的学者身份不一样，或许文化空间把顾准、陈寅恪从学术史中挖掘或者说选择出来更具有征候性，因为他们作为一种文化资源被关注、引述、崇奉，与其专业身份及自身成就缺乏直接的关联。人们关注他们也绝不是从纯学术著作的角度，而是看重他们的精神品格和人格魅力等学术之外的事情，并且他们看成马克斯·韦伯所谓价值无涉的学术立场的践行者（正是这种立场使韦伯的著作在近几年的国内得到了大量的翻译介绍），在《儒教与道教》的导论中译者是这样解释价值无涉的：价值无涉，是韦伯倡导的一种社会科学研究方法的准则，要求研究人员在进行研究时，不能带任何价值取向，学术研究只解决’是什么’的问题，不解决’应该是什么’的问题。[41]暂且不管这种价值无涉的界定是否忽略了韦伯论述的历史情境，也不讨论如果学者进行学术活动时没有任何价值如何展开其工作并使其获得意义，在这里与其说强调的是价值无涉的学术判断，不如说更像是价值独立的学术态度，即一种不受外界干扰尤其是政治等意识形态的影响下的个人/学者进行自由/独立的价值判断的状态，这种由精神独立/自由的品格置换? 壑滴奚娴男薮牵丫苊飨缘厮得鳎俗肌⒊乱』褂型跣〔ǖ募宄鲅菔俏送瓿梢荒蛔杂?独立的精神剧。
当然，从历史的角度来看，政治关怀与学术独立始终是困扰中国知识分子（尤其是20世纪的知识分子）安身立命的主题，靠近政治，似乎就会影响学术的中立，而要维护学术的中立，又涉及到如何保持一种对政治/现实的关怀的问题，而在90年代以人文精神讨论[42]为主关于知识分子职能和定位的争论中，知识分子尤其是人文知识分子面临现实的压抑，急需重新论证自身社会存在的合法地位，而顾准、陈寅恪和王小波的被挪用就成为这场文化论证的一部分，或者说他们是在这种背景下叙述出来的，或许顾准、陈寅恪从专门研究者的解读，到知识界的认同，再到一般大众的接受，这些形象符号从被压抑的学术权威，变成有独立意志的逃离者，再变成有叛逆精神的反抗者，完成了一种被重新塑造的过程。他们在一个如此繁复的层面上被接受……构成了20世纪90年代中国对’知识精英’的想象性图景。[43]
另外，一个不容被忽视的事情，在讲述顾准、陈寅恪的精神品格与魅力时，历史空间被有意或无意地放置在了文革时代，也就是说他们的自由思想与独立精神在一个非理智的时代（王小波对文革的指称）[44]中获得张扬，或者说在那样的历史空间中，更适合实践价值无涉的立场。从这个角度可以解答王小波与顾准、陈寅恪并置在一起的理由除了上面分析的王小波以自由撰稿人的身份也被形塑成自由/独立的知识分子形象外，似乎与王小波的小说和杂文中，所反复借重的一个叙述背景即文革时代有某种契合之处，也就是人们对于文革中的顾准、陈寅恪形象的叙述，与王小波笔下的文革形成了有趣的对话，尽管王小波讲述的是一个带有狂欢性的反抗的文革与顾准、陈寅恪作为价值无涉的实践者而坚持独立思考或采取不合作的态度的文革有着根本的区别[45]，但他们无疑构成了人们叙述文革/历史的一种方式，在这个意义上，王小波与他们有了可以放置在一起的可能。
总之，自由/独立作为知识分子的修饰词，无疑被放置在了不容质疑的高度，它们在字里行间已经被高度意识形态化，也就是说自由/独立本身没有什么问题，问题是自由/独立指的是什么，是逃离/反抗专制，还是自然本能，是青春叙述的自恋，还是一种学术上的价值无涉/独立的态度，在这种意义上，使用这些被抽空的自由/独立的概念有效地掩盖了作为王小波意义上充当批判社会的功能的有机知识分子的内涵，当然在这种叙述的背后还隐含着90年代以关注中国知识分子命运与社会角色的人文精神讨论的历史情境，而王小波无疑成为被多重文化资源借重的对象，从而使王小波作为一种文化想象变得斑驳暧昧。
第二节 沉默与狂欢
王小波曾主持《南方周末》的世说心语这个栏目，这次《南方周末》[46]用两个文化版块来叙述沉默与狂欢：王小波逝世五年祭的活动（见该报的17、19版）。在编前中编者这样解释到所谓沉默是指文学批评界持续的谨慎沉默，而狂欢则是指文学青年们基于王小波文体的纸上狂欢，在这样一种思路下，引出了两篇有点调查报告味道的文章：《依旧沉默--文坛中人对王小波的一般看法》和《十问王小波追随者》，这似乎是从同行和晚辈文学青年两个角度来考量王小波的接受情况，并把其结果叙述成截然对立的说法，姑且不讨论作为媒体其选题的设定本身就带有引人注目或耸人听闻的意图，难免在叙述上采取归约化与简约化的办法，但在某种程度上，也揭示了不同文化场域的人们在接受王小波时所采取的不同的文化立场，而且王小波确实是一个生前被批评界忽略的作家，而死后又拥有众多文学青年模仿其文风，以效王小波之颦。
1、沉默中的误读
在这里使用沉默这个词，具有双关的意味，它容易让人们联系到如同特立独行一样成为指认王小波的短语沉默的大多数，这个短语不仅来自于他写过的一篇著名杂文《沉默的大多数》，而且还有这样一段记述：在王小波生命的最后一刻，他给远在美国的朋友刘晓阳发了一封电子邮件，不幸竟成了他的最后遗言：在一个喧嚣的话语圈下面，始终有一个沉默的大多数。既然精神原子弹在一颗又一颗地炸着，哪里有我们说话的份？但我辈现在开始说话，以前说过的一切和我们都无关系--总而言之，是个一刀两断的意思。千里之行始于足下，中国要有自由派，就从我辈开始。是不是太狂了？[47]沉默的大多数到底是一个什么含义，沉默又指什么？
在《沉默的大多数》[48]（此文的名字也成为王小波的杂文全集的名字）一文中，作者依然借助文革的荒诞经验讲述或论证了一个福柯所说的话语即权力的命题及其颠倒命题权力即话语的故事，指出所谓弱势群体，就是有些话没有说出来 上一页 [1] [2] [3] [4] [5] [6] [7] [8] [9] 下一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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