维。工程思维忽视价值维度，价值维度又容易自视优于并先于科学测量。价值层面的因素如何融入风险的技术分析是一个难题。风险的技术分析本质上是一种科学活动，秉持传统科学意义上的“价值中立（value-free）”的观念。因而通常将价值层面的因素排除在风险分析之外。还有一种情况是，虽然认识到价值因素的重要性，但在选择指标将价值因素在风险表达、测量和解释时显得“粗糙”，如仅用金钱来体现价值因素。
    雷思认为，风险是一种心理建构物，风险的概念化有多种建构原则，表现为自然科学和社会科学已经形成了各种的风险概念。不应抽象地探讨风险观念，而应当在风险治理等活动中，以具体实务内容为载体、从事实与价值相兼容的角度来理解风险。风险治理涉及风险感知、风险分类、风险评估、风险沟通等一系列环节，其中判定风险的“可容忍性”和“可接受性”是重要内容。而判定风险的“可容忍性”和“可接受性”既要基于证据要素，又要基于价值要素。风险实务的整个过程应当以科学分析为主导，包括自然（技术）科学和社会科学。(18)转载自 wＷw.Ｑiqi8.ＣＮ 778论文在线
    汉森（Hansson）从事实与价值关系的角度认为，风险既负荷了事实也承载着价值，包含客观的和主观的元素。正确把握风险概念需要面对的一个重要任务是，明晰与风险相关联的事实与价值的内容以及它们之间的关系。技术取向的风险概念看重的是与价值分离的“客观事实”，文化取向的风险概念则强调事实与价值不可分离。基于一些科学哲学的思想，汉森认为科学活动可以区分为“认识论的”和“非认识论的”价值。“认识论的”价值指对科学知识本身而言至关重要的方面，比如对科学真理的不懈追求，对科学论证的一丝不苟，对科学解释力的不断深化，对任何科学错误和瑕疵的零容忍。“非认识论的”价值指与科学活动相关的工具性的、道德上的和美学体验上的诸多方面。以这种观念为基础，即使技术取向的风险的科学分析，价值元素也能够从物理世界的事实中派生出来。同时，文化取向的风险分析也应当充分重视事实本身的属性。(19)
    第二种是基于社会认知上的考虑。风险概念的技术取向承认专家与公众在风险感知上的分歧，并把这种分歧归结为对“概率”的不同理解。也就是仍然从技术的角度看待相关问题，由此关闭了从其他途径考察相关问题的可能性，并且坚信科学的方法、科学家的职业精神和社会责任能够消除专家与公众在风险感知上的分歧，最终解决这些问题。公众与专家在风险感知上的差异一直是风险研究中的争议问题。风险分析的技术取向视概率为风险的本质，理解风险就是理解与概率相关的因素。这些概率因素弄清楚了，风险就把握清楚了。专家是研究概率因素的主体，他们专业知识与技能对概率因素的概括与总结可以主导整个社会对风险的认知。专家的工作无疑是重要的，然而情况却总是，公众对风险的反应与专家的意见经常背离、冲突。早期学界还认为是公众知识局限的原因，但这一思维逐渐被摒弃，更多聚焦在社会认知的维度上，主要体现在对概率的理解从狭义转变到广义。公众对技术风险的关注不是完全依赖伤害概率的数学表示，而是有着关于技术如何满足并受制于社会系统的更多方面的考虑。概率及其相关因素的研究仍然是风险的重要方面，但是概率已经不是简单、纯粹的数学概念和数字形式，它承载着复杂、丰富的社会元素和生活内容。概率内涵的转变代表着风险概率的纯技术分析走向技术与文化分析相融合。在整个风险实务当中，风险概率不仅是科学问题，还涉及风险决策的政治问题、风险感知的心理问题、风险信息沟通的社会问题、风险行为选择的文化问题。
    第三种是基于方法论上的考虑。贾桑诺夫（Jasanoff）从方法论立场出发倡导从技术与文化相融合的角度理解风险概念或者说进行相关风险研究，将技术的风险分析归为“量化研究”，而文化的风险分析则为“质化研究”(20)。这种做法的目的非常明确，就是认为作为“质化研究”的文化取向的风险分析可以弥补和完善作为“量化研究”的技术取向的风险分析所存在的局限，“质化
[align='center']         [/align]                             研究”能够成为指导量化分析的一种可检验假设的资源，进而提高风险评估、风险沟通与风险管理的有效性。“质化”的风险分析相对于“量化”的风险分析优势反映在，它能够随着情境的变化吸纳更多的相关因素进行综合考虑，表现出灵活的“情境适应性”以及“知识的联系性”，带来完全不同的分析进路和管理实践。另外，“质化”与“量化”的风险分析相融合可以丰富研究范式，更深刻地审视先前的一些固有结论，理性看待社会政策，追求更高水平的社会公正。这一思路得到了不少学者的认同。
    注释：
    ① B. Fischhoff, S. Watson & Hope, “Defining Risk”, Policy Sciences, 17, 1984, p. 136.
    ② C. Start & Whipple, “Risks of Risk Decisions”, Science, 208, 1980, p. 1114.
    ③ E. A. Rosa, “Metatheoretical Foundations for Post-normal Risk”, Journal of Risk Research, 1, 1998, pp. 15-44.
    ④⑦ C. E. Althaus, “ A Disciplinary Perspective on the Epistemological Status of Risk”, Risk Analysis, 2005, 25: p. 567, p. 572.
    ⑤ T. Aven & Renn, “On Risk defined as an Event Where the Outcome is Uncertain”, Journal of Risk Research, 12, 2009, pp. 1-11.
    ⑥(19) S. O. Hansson, “ Risk: Objective or Subjective, Facts or Values”, Journal of Risk Research, 13, 2010, p. 231, p. 236.
    ⑧ C. Start, “Social Benefit Versus Technological Risk”, Science, 165, 1969, pp. 1232-1238.
    ⑨ B. Fischhoff, P. Slovic, S. Lichtenstein, S. Read and B. Combs, “How Safe is Safe Enough? A Psychometric Study of Attitudes Towards Technological Risks and Benefits”, Policy Sciences, 8, 1978, pp. 127-152.
    ⑩ Simon Gerrard, Judith & Petts, “Isolation or Integration? The relationship between Risk Assessment and Risk Management”, R. E. in Hester, R. M. and Harrison, (ed.) , Risk Assessment and Risk Management, Cambridge, UK: The RoyalSociety of Chemistry, 1998.
    (11) (13) J. O. Zinn, P. Taylor-Gooby, “Risk as an Interdisciplinary Research Area”, Risk in Social Science, Edited by P. Taylor-Gooby, J. Zinn, Oxford: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2006, pp. 25-26, p. 20.
    (12) R. E. Kasperson, “The Social Amplification of Risk: A Conceptual Framework”, Risk Analysis, 8, 1988, p. 177.
    (14) M. Douglas and Wildavsky, Risk and Culture: An Essay on Selection of Technological and Environmental Dangers, Berkeley: California University Press, 1982.乌尔里希·贝克《风险社会》，译林出版社，2003。
    (15) H. Otway, “Public Wisdom, Expert Fallibility: Toward a Contextual Theory of Risk”, Social Theories of Risk, S. Krimsky and D. Golding(eds.), Westport, CT, Praeger, 1992, p. 220.
    (16) P. Slovic, “Trust, Emotion, Sex, Politics, and Science: Surveying the Risk-assessment Battlefield”, Risk Analysis, 19, 1999, p. 690.
    (17) Otis Dudley, Duncan, “Sociologists Should Reconsider Nuclear Energy”, Social Forces, 57(1), 1978, p. 19.
    (18) O. Renn, “Risk Governance: Combining Facts and Values in Risk Management”, H.-J. Bischof (ed.), Risks in Modern Society, Berlin and Heidelberg, Spring
[align='center']         [/align]                             er, 2008, pp. 61-12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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