出了一种量化的测量，采用历史上经济风险和利益的数据去解释可接受的风险－利益平衡模式。斯塔尔所选择的社会代价也即物理风险的表现指标是公众所从事活动的事故死亡率，并且这些活动与技术发展紧密相关。所选择的技术收益的表现指标是金钱等价物。这种方法基于一个假设，即一种新科技的可接受的风险被定义为与不断发展的活动有关的安全水平，这些活动对社会有着普遍的利益。
    风险概念的技术取向坚持从“科学”的方式出发就可以揭示事实、消除影响、平缓公众的不安甚至恐惧心理。这种技术思维的背后暗含的是每个个体为“理性行为者”的预设。但是一个现实的问题是，在统一一致的科学精细分析面前，为什么不同的人对风险有着不同的反应？心理学家对此问题十分感兴趣，并以此为着手点开展风险的相关心理学研究。菲什霍夫（Fischhoff）等人⑨ 将斯塔尔提出的风险分析方法称作“显示偏好”（revealed preference）方法。他们提出了另一种风险分析方法，叫“表现偏好”（expressed preference），采用问卷去测量公众对于不同活动的风险和利益的态度。以菲什霍夫和斯劳维克（Slovic）为代表的心理测量范式延续了风险概念的工程技术思维，但有所不同的是，心理测量范式在社会科学的范围里，纳入了更多的因素考察风险。
    风险分析的早期研究集中在科学技术领域，哲学思维方式以实证主义为主导。尽管其后陆续有其他的范式出现，但实证主义的范式一直处于重要地位。风险概念技术立场其背后的基本理念是，科学活动是客观的，科学活动的目的是建立事实，与价值判断无关。只要遵循科学的形式和逻辑，风险评估（理解）就能够在科学范围内不依赖其他因素（社会、文化、政治等）而纯粹独立地进行，其结果是普遍和有效的。“在风险领域保持着一种广泛接受的信念，现实的风险数字可以随着特定技术、事件或者活动的逐渐精确而被计算出来。这种主导的流行态度促进了技术评估重要性的提升。”⑩
    风险概念的技术取向表现出以下特征：
    （1）本体论预设是客观主义或称作实在论。世界独立于观察者的感知而存在，外部世界的属性与人的存在无关。风险是真实的、客观的，独立于主观知觉。风险是纯粹事件或者事件后果的概率问题。概率的估计就是风险的本质，即风险等同于消极事件及其结果发生的可能性。理解风险就是理解概率及其相关物。按照斯塔尔和惠普尔的观点，对事件概率的认识是认识风险的基础。基于这种考虑，对风险而言，概率是最基本和最核心的问题。
    （2）认识论预设是：风险扎根于现实世界，风险就是即将来临的、有形可见的、致人负面影响的危险、危害、威胁或者损失、损害。因此适用科学的追问方式。作为客观现实的风险可以不受主观影响地进行客观的标准化测量，可以通过系统的科学方法进行测量、控制、预测与管理。风险成为科学方法可以探索与测量的对象，风险评估于是也就成为关乎科学事实和相应概率的科学问题。
    （3）价值论预设是科学理性至上。风险涉及不确定条件下的决策判断。人们经常面临选择的情景，而且大多数时候这种情景往往是不确定的。因为决策判断不可能包含所有结果的信息，因此不确定条件下的决策就涉及到“应生”风险。专家基于真实风险的基础上，客观、理性、分析地研究风险，包括风险评估、风险管理、风险沟通等；公众则基于情感体验的基础上，主观、非理性、直觉地看待风险。专家与公众不同的风险认知反映了一些值得思考的问题。在高度复杂、技术化的社会，专家和公众对“风险”概念有着不同的理解。
    早期对风险的理解是从工程技术思维出发的，在工程安全体系进行风险分析时，将风险看作消极事件的发生概率及后果（包括范围和严重程度）。工程技术思维中尽管认识到风险评估蕴涵价值负载，但在实际当中往往忽视或者难以兼顾价值意义。造成这种情况的重要原因是，进行风险评估时往往容易从“风险认知”滑向“风险现象（事实）”。风险的工程思维即从技术的角度分析风险存在一些缺陷，也受到了不少批判。
    从消极影响（结果）可计算性来讲，消极影响（结果）不是简单的客观存在，当事个体和群体的价值观、文化传统、行为习俗等会影响人们的风险感知、结果评估、风险接受等。仅用经济指标等量化消极影响（结果）过于简单。同时，现代社会一些风险事件的形式与内容非常复杂，存在许多不确定性因素，最主要的是消极影响（结果）往往超越“时空”边界：空间地域渗透力强、辐射面广，时间广度延展性高、后续性强。当今世界全球化趋势越发加剧，信息传播迅捷、人员流动频繁、事务联系紧密、传统“边界”消融，这些特征决定了现代风险的消极影响（结果）未知情况突出，传统技术分析的概率值、伤亡率、经济损失情况难以对消极影响（结果）进行全面计算。数字所把握的抽象图景远不能详述具体的现实状况。“在一些领域，新风险的诸多特征使得通过概率估算获得对风险的充分分析完全不可能。……技术—理性范式的真正危机源自于一种分离的社会—政治的发展。”(11)
    从风险应对和管理的角度上讲，在面对重大突发性灾难时，相关行业、组织和政府部门的制度安排、行动效果容易暴露出缺陷和失误，由于这些因素的存在，极有可能加大风险事件的消极后果。风险的技术分析往往忽略“制度错误与风险”之间关联这个重要方面。任何理论都有其有限的“边界”，风险的技术分析也同样如此，它也不应当成为风险的确认、评估和管理的唯一标准。在这个意义上，技术化风险分析的框架具有它的局限性。技术化的风险分析有不足之处，但也有自身价值。无论是自然灾害、突发事故，还是社会动荡、人为祸患，人们都是在现实而具体的
[align='center']         [/align]                             情境中遭受风险事件，承受相关后果。风险的技术分析能够提供预期或已然的物理损害和经济损失的科学数据，为相关风险管理部门的决策以及相关当事人的行为选择提供直接的参考依据，保障所有当事人及社会的利益。在总结经验的基础上，还可以提供模型，为未来风险事件的评估、应对与管理奠定基础。在分工日益精细的现代社会，专家的技能知识以及专家系统的运作体系应当得到尊重和信任。如果出现广泛的对专家系统的不信任，那么对整个社会而言，必将出现更大的混乱，更是一场灾难。对风险的技术分析应当持有乐观的心态，不仅不应停滞反而更应加强风险的技术分析的研究。认真对待风险的技术分析的有限性，而非一味彻底否定风险的技术分析是理智的做法。
    三　风险概念的文化取向
    风险的科学评估与公众的风险感知之间存在裂隙。这些裂隙的原因在起初阶段往往被归结为公众的知识局限或者公众的非理性观念。为什么这样归因呢？因为相信科学能够提供精确的计算和确定无误的事实。但实际情况是，科学在提供精确的计算和确定无误的事实方面并非无可挑剔和没有犯错误的可能；而且精确的计算和确定无误的事实也只是理解风险的一些方面，不是全部方面。精确的计算和确定无误的事实之外的方面更主要是人们现实的生活体验和生活价值，生活体验和生活价值突出的特点是主观性很强，这些主观性容易被划归成公众的知识局限或者公众的非理性观念。然而很清楚的是，体验和价值来源于最直观和最具体的生活经历，它们有着广泛的渗透力和强大的说服力。与科学提供的相关“概率”或“不确定性”的抽象数字相比，生活的原发性要丰厚许多。专家与公众有着不同的风险理解思维。卡斯普森（Kasperson）等人直截了当地指出“风险研究既是一种科学活动，又是一种文化表达。”(12) 津恩（Zinn）等人也认为“随着理论和实证研究的发展，持不同观点的学者们认识到风险感知中社会文化因素的重要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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