量，都表明了它“分配”权利给不同方面的实质性内涵，只是，由于在习惯中它主要是村级权威（单方面）制定的，因而后者被分配有更多的权利。乡规民约多处理内部事物，当本村村民受到来自外部的损害时，乡规民约也保护自己“集体中”个人，这种原则得到多数村民的认可。例如前面提到的，当外来者承包本村土地收益过高引起村民的普遍不满时，村委会经常决定单方面终止合同以保护村民的利益。

　　这使我们看到了乡规民约与法律体系明显不同的方面：它对“公共”财产与事业的维护覆盖面是相当有限的，它所谓的“公共”范围通常以村庄共同体为边界，而对其外部公共利益的维护则不在其关心之内；在处理这种纠纷时，它往往不主张使用同一类原则。乡规民约并不协调更大范围的公共和个体利益关系，它的作用主要只涉及村庄集体和个体的关系，在村庄内部的个体和整体权益之间，乡规民约主要“以维护村落整体利益、维护村落整体秩序为目的”（高其才，1995：页76）[40].它所依据的哲学，可能与中国社会的传统理念-以相互依赖作为基本的生存方式，提倡依靠整体生存实现个体生存[41]-有关。在依赖整体的观念下，村民的“义务”，主要为对整体定规的遵守，“维护集体利益，并同一切危害破坏集体利益的行为作坚决斗争”[42]，而对“集体利益”的解释，乡规民约却少有说明。村规民约的制定，虽然在设计中需要通过村民代表大会的通过，但由于“代表”的成分主要由村组干部组成，更由于乡规民约的起草在村级干部群体中完成，不难推论，它在性质上不仅民间“约定”的成分极少，而且有着相当明显的维护治安性质。而所谓“民约”的说法，只是代表了它是在非常基层的地方制定，并由基层组织监督实施罢了。

　　再论乡规民约的基本性质

　　仔细阅读各类乡规民约，不难发现它们都程度不同地显示了一些基本共同点：

　　* 特殊主义-只有其内部成员有资格分享，对外部成员具有排他性、或采用另一类标准。在乡村社会，乡规民约以不同的形式普遍存在，而每一个乡规民约所覆盖的区域，事实上代表一个相对独立的生活共同体。这里“独立”的意思并非指它们互不联系，而是突出他们受到不同权威中心、及其控制的治理规则-乡规民约的管辖。这些乡规民约可能有异，也可能相似，但使其发生作用的基层组织却是相对独立的，尽管他们名称一致，甚至同属一个上级部门。在世界的不同地区，氏族、家族、宗族和村社都曾经是这类生活共同体的某种形式，各类的家法、族规或村落民约之特定的“服务”对象，就是它的内部成员，超出这个群体的边界，它的作用就减弱或根本不为它人所承认。当代的乡规民约很大程度上，沿袭了旧日的传统，它允许的资源共享只限于内部成员，因此它牢牢掌握着对这些“成员”的承认权，诸如承包土地权利及价格，招工就业机会、奖金工资等等事项。很多乡规民约都遵循里外有别的原则，尤其当涉及到外人对本村资源的承包、使用和获益方面，如果村民有不同意见，即使是经过公证的合约及国家法律都难以绝对保护外来人的权益。因此，内部与外部的成员，在乡规民约的处理中，不仅是区分权利待遇不同的标志，而且也是（在纠纷中）是否受到乡规民约保护的标志。这样的结果，鼓励了个体对共同体的依赖，并把个体安全主要与基层政治单位-村庄共同体、而非国家-联系了起来。

　　* 集体主义、绝对主义的权威导向-运用假定中一致的集体道德或价值评价处理事项，并倾向于巩固这类集体一致性。相当数量的乡规民约以一致性道德为治理基础，在发现例外者时，他们运用道德批判、广播谴责、取消个人应得的机会等方式处罚他们。乡规民约强化一种观念，即村民成员的资格并非无条件的，必须以对集体的归属为要，即以分享规定中的共同价值为条件。乡规民约与村庄治权互为增强的关系，赋予基层组织立法、执法、法律更改和法规解释的地位，但它们极少对执法者本身进行限制。

　　* 模糊性与非形式化-应用于正式司法领域之外或之前，对其条文的执行可以因人、因事、因时修改和变通。在多数情况下，形成协议须有村委会的政法委员（他通常也是调解委员）参加做中，以此代表一种权威性。但其协议根据原则有时并不以先例、或规定为据，从前一个同样的事件可以不作为模仿先例，处理的原则可以经过讨论也可以不讨论，于是，因当事人的观念和要求不同，处理的结果可能完全相异。在我收集的各种乡村纠纷协议书上，都未曾见“根据乡规民约”字样，明显可见的，在个人间纠纷的处理上，是以双方同意为结果[43].这种非制度化状态使得寻找“原则”依据的努力经常失败。在乡村，乡规民约的制定文字并不代表治理水平，甚至，乡规民约也难以完全成为治理仲裁的依据。文字制定的乡规民约越来越“报告”化，它与其说是给村民看的，不如说是给政府的应景差事。以房基地批转为例，政府文件和乡规民约都严格限制了土地交易，但作为执行乡规民约的乡村政权甚至政府部门本身，正是一系列土地划转交易的动力机构所在。

　　这个特征几乎在乡规民约处理的所有事务方面都能找到证据，尤其是在处理个体间的关系方面。例如浙江DT村乡规民约规定：对不赡养老人者处以强制，即为无条件赡养，但是一份涉及此事项的民间“协议”，却用老人对孙儿的抚养责任作为赡养成立的交换条件：

　　“关于YY和YK两兄弟对两老的抚养协议：

　　（1）经两老和弟兄协商同意，两老领养弟兄两的小孩，大忙季节YY母亲领养（一般季节附带领养），同时帮助两方做饭，（一般季节各自负责）。

　　（2）两弟兄每人每月给老人70斤大米；待老人完全没有收益时，两兄弟负担老人生活费每月14元。

　　（3）以上各条，三方共同执行，尚有一方不执行，由村领导到场监督执行“[44].

　　另一个协议则以房产换取赡养责任的免除，这显然也不符合乡规民约的规定，但却是实际生效的文件：

　　“经我弟兄三人协议，HH愿将房地送我兄弟二人负担养老父母，房地均分HJ和ZH各一半”[45].

　　这些案例更使我们有理由认为，乡规民约的一个现实功用，是确立村乡权威作为“公共”组织的管治权。它给了这个管治者极大的空间来施展权力，它允许村乡组织（地方权威）有“立规”、做中、“执行规约”、并对该“规”进行解释等重要地位。除了与国家法令相冲突、而又被人上告的部分，对乡村机构的立法、执法和司法权限本身，并没有其它的限制。基本上，只要规定中有的，他们就可执行，而执行的“度”更可以由权威“根据情节严重”把握。模糊和非形式化使恣意（非制度化）行为、尤其使基层政权的恣意行为普遍存在。

　　* 弥散性-允许将惩戒范围扩散到与当事人生存有关的任意事务。例如，如果发生个人和集体的土地纠纷，个人便可能处于十分不利的地位：被取消在企业中的岗位、被拒绝开证明（例如结婚、户口、身份证明），甚至被取消分享养老福利等。乡规民约的有效，并不在于人们对它的广泛认同，而在于村庄权威掌握的惩治手段很容易实现。容易实现的原因，在于村落组织的执“法”自然扩散权和追述权，这种权力，使得村组织对任何错误，都不是简单地作一对一处理，而是被允许扩散到违规者的其它权益、他的历史、未来乃至作为村成员有资格享有的集体福利上去。这表明，乡规民约的强制性并非来自它本身准则的共识性，而是来自它之外的行政权力的沿射，由于村民对其“成员”资格及其待遇的依赖，当没有其它可替代选择时-比如，如果可以自由选择成为其它村的合资格居民，某一个乡规民约的约束作用就会有限；但当没有这些替代选择存在的时候，处罚实施的成本很低，某一个乡规民约的约束力增强。

　　* 相对于国家法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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