认为，自己仍是村民，有正当户口，不应交出从前分给她和儿子的土地。她上告法院村庄的收地行为侵权。法院根据户口登记，判决王某及其子继续拥有结婚时该村分配的土地4.86亩。但村委会根据乡规民约，将王作应迁出户口者看待，并决定将其土地收回，分给薛某的新媳妇和儿子使用[10].

　　在这个例子中，对村庄成员资格的确定有重要意义。我们看到，不仅这种确定权位于非常基层的位置上，而且它一旦确立，就很难被乡规民约以外的其它法律所约束或废除。在一般情况下，对村民成员资格的确定主要是村一级的权力，这种权力受到村民的广泛承认，具有相当的“合法性”，甚至，在村级确认和上级法律部门的确认发生冲突时，村民舆论站在乡规民约一边。对于村民来说，他们承认的户口，才能享用村庄资源的分配，“不承认”户口依据的是乡规民约，它支持剥夺该村民享有土地的“合法”权。在上述例子中，虽然法院已经判决，但这种判决需要依赖村庄对户口资格的确认，缺乏确认，判决对乡规民约难以发生效力。如果确认村民资格的权威在基层政权，而后者以自己的法规、而不是法院的法规为根据，我们很难认为，该村民确实受到其他法律的有效保护。一些乡规民约意识到矛盾的存在，规定“与国法冲突者以后者为准”，但村级政权对乡规民约的解释权又是绝对的，通常是在乡规民约解决不了的情况下，才送官法办。在四川一个类似的纠纷发生后，村民代表会议曾“否决”了法院的判决，集体反对两位外来的、但已与本村男子离婚的女子继续拥有村民户口、并领取土地补偿金。他们的理由是，保护村庄公共财产免受“外人”的贪图[11].

　　村民享用权利的条件

　　村内、外成员资格的确认遵循历史上的自然居住原则，但否认资格则由基层组织控制，因此在不同的乡规民约中，都确定了不尽义务者将被剥夺的权利。显然，这些权利在乡规民约的设置中并不是与生俱来的，它们必须被基层组织认定后方可生效。

　　“凡户口在本村的村民，年满18-55周岁者，除民办教师、幼儿教师，在校学生、五保户、特困户、残疾人、伤残军人外，都要负担义务工和积累工。义务工原则上以劳为主，可以以资代劳，每个工按5元计算。非集体统一组织的户办、联办工程用工，不能抵减义务工”。[12]

　　“每个村民在村内都有下列义务：（1）遵守村民自治章程，执行村民会议、村民代表会议和村民委员会的决定和决议；（2）按时完成村民委员会分配的各项任务；（3）团结互助、尊老爱幼，维护集体利益，同一切危害破坏村民利益的行为作坚决斗争；（4）自觉开展移风易俗、争创文明村文明户的活动”[13].

　　否则所有“权利”将被取消：

　　“坚持权利和义务的一致性，对太平村不尽义务者，不得享受太平村民的权利及优惠经济待遇”（同上，页464）。“村民有享受本村举办的各项公共和公益事业的利益和权利，但未履行义务的村民除外”。

　　这些条件能够提出，村庄组织必须有足够的力量来支持它所要求的东西，这意味着，它必须能够提供上述权利声称中的基本内容，从而使得村民有所倚赖，同时，它还需要掌握惩罚手段，以帮助违规者认识他的处境-预见他继续违规的后果。这两个方面都同村庄财产制度有关。村庄财产主要由不动产组成，财产的静止不动（只有承包，相当于租地）、或阻止其流动、或只有村庄政权有权决定让其流动（进行交易），是现今村庄财产管理的主要形式。它限制了外部人对财产的竞争，促使村庄财产的封闭和集体管理，从而使得以个体产权为基础经济交易、以及由此发生的经济机会大大减少。这非常有利于村庄组织对经济机会的垄断，这种垄断，即其对经济机会的绝对占有地位，是其上述“惩罚”手段的主要来源。它们非常方便构成服从义务的条件，因为村民依赖这些财产创造经济机会。一些乡规民约为了保证村民义务的实施，将义务工纳入土地承包合同的管理，即未接受无报酬的建勤工和劳动积累工者，在承包土地的合同（权利）方面将遇到麻烦：

　　“建立健全建勤工和劳动积累工的管理制度，村委会把两工纳入土地承包合同管理，保证两工的落实”。[14]

　　享用权利的条件规定，使得村政权得到制定条件、及处罚违规的权力，而且这种权力相对于其他法律有着优先地位，至少也有平行的地位，这种地位多由村庄政权自己授予自己。在村级班子心目中，乡规民约与其它外部法律具有同等甚至更高的效力，这种效力一再被各种乡规民约重申，使之家喻户晓：

　　“被有关部门依法处理的，按本村规民约也应处理的，可以并处”：“凡在本村辖区内的违法乱纪事件，适用本村规民约处理；本村规民约由村委会负责实施和解释”[15].

　　“凡违反本村规民约的，在必要时村民委可向有关部门提出建议，如吊销执照、停止营业、辞退公职、行政处分等。对屡教不改情节严重的，除有关部门依法处理或本村规民约明确规定的处罚之外，村民委还可以作出如下处理；（1）用广播予以批评教育；（2）处200元以下罚款；（3）在村办企业做工的，给予辞退；（4）不享受或暂缓享受村里的优惠待遇”[16].

　　一些谨慎的乡规民约规定了不服者的上诉权利，但多数则只有“按规定处罚”的字样，而“规定”显然由基层政权制定。这些处罚纯属民间性质，它处理的是尚未达到立案标准，亦未触犯国家法律者。一些处罚规定详尽，一些则了了数语，给了规定者随机应变的空间。

　　“凡对工农业生产造成损害，情节较轻，尚未触犯国家法律者，分别罚款100-200元，损害较重者罚款500元；凡不遵守规定造成公共财产损坏或影响公共秩序者，除赔偿外，罚款10-30元，较重者罚款50-100元以上；偷树木罚款5-10元，没收工具；伤害林木罚款5元，锄树头者罚款5元；偷水果每斤罚款5-10倍；偷鱼每斤罚款5-10元；偷花生每斤罚款3-5元；偷甘蔗每条罚款2-3元；偷工作产品，尚未达到公安机关立案标准者，责令退回，每次罚款20-50元，最高罚款100元；偷竹每次罚款50元，没收工具；偷鸟罚款5元；赌博者，除公安机关处理外，另罚款30-60元。以上罚款经群众讨论按时价作适当调整”[17].

　　更为严格的乡规民约将村民的其他利益，比如评选先进，参军，选聘人员的资格，与执行乡规民约的功过联系起来：

　　“建立村民挡案制度。年满16岁的村民应予以立挡，将村民遵纪守法、执行《乡规民约》的功过是非记入挡案，作为评选先进、参军、选聘人员的依据”（同上，页9）。

　　但如果认为，乡规民约对村民只有处罚没有保护也不正确。事实上，对内的处罚和保护是乡规民约的两个互为联系方面，但保护也是内外有别的，就是说，是非辨别是一个标准，内外成员是另一个标准。譬如陕西硫酸毁容案中的丈夫受到村组织的支持和帮助-将其在外打工、不守妇道的妻子找回处罚，就是基于保护本村男性村民的“地位和尊严”-对那些不能安分守己的妇女加以惩罚的传统。没有村庄的纵容，这个村民难以有如此胆量挑战法规，正是因为有乡规民约不成文的默许，硫酸毁容才未受禁止、得以在众目睽睽下进行。难怪当事人已经进入监狱，他还是坚信自己能够在村庄的斡旋下回家[18].这种坚信，来自他对乡规民约及其执行组织-基层权威的经验。无论这种保护是否符合正式法律的基本原则，重要的事实是，其他组织无法提供同样有效的保护，而这一点足以让村民产生倚赖。

　　在日常生活中，当国家法和乡规民约形成冲突的时候，如果后者得到多数农民的支持，常常是胜多败少，原因是它的基层秩序基石地位，村民日常生活中的保护和惩罚都以它为根据。很多措施在国家干部看来不合法律，而基层干部却说国家法在这不顶事，农民不了解、不承认也不知道。例如乡规民约常常

上一页  [1] [2] [3] [4] [5] [6] [7] [8]  下一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