层是也。户口虽然是上级分发补助的依据，但更多的时候，他们需要依赖基层的上报和不断确证，这无形中给了基层通过“报户”而控制税、赋、役、捐、免的权力。户口登记背后的东西如此重要，以至对登记的基层监督也在一些地方发展起来：在本世纪30年代的河北丰润，一位地主将自己的10顷田登记为5顷以逃避地捐，曾被人发现受到处罚[4]，而发现和处罚的实施都是来自乡里组织而非国家税官。这一证例表明，在村民登记及其成员资格确认方面，基层组织的“历史”作用由来已久，只是在不同的时期，这种组织的组成（成分）不同而已。

　　与历史相比，当代的乡规民约对户口的重视没有大的改变，它仍然以户口登记的年龄、性别及其田地作为提供公共劳赋的基本依据，其理由是田地的公共所有性质。随着社会流动的增加-许多农民将自己的田承包给他者，并安排由对方负担各种公粮税费，自己进城打工，但他们总保持着对出租土地的收回权，以防止失去城中工作时缺乏生存资源。没有使用田地的村民虽暂时免去了税负，但没有因此也免去该管辖单位中的村民资格，同样，外来的承包者也没有因此而获得永久的村民资格，这正是上述社会建制的作用-人们可能以各种方式逃税或代税，却不愿意放弃户口涉及到的、对村庄公共资源的占有或分配权利-例如承包、租房经商、宅基地的拥有、及（村级）社会福利的分享权。这些权利显然并不能轻易地从其它组织中得到，尽管他们承认，最后也必须由原来的村级组织承担。虽然流动使得户口控制的困难增加，但无论人们是否认识到、或是否这样声称，户口与村民在本地区的社会成员身份，及由此生发的享用本地资源的基本权益相关，是显而易见的。那么，基层政权由于户口登记而生发的、对村民成员资格的确定，乃至对其应当享用的基本社会权益的界定地位，也是显而易见的。

　　于是，几乎所有的乡规民约都严格规定村内和村外成员的区别，外来人口即使是短期的，也需要办理登记。对这种区别的重视，在于不同人享受的待遇（权利）或义务有异，村民需要进入某一个具体的管理单位，以便明确利益分享、受到保护、接受管理的范围。在南方的发达地方，一个村庄管辖的户口复杂而类别多样，有人属于乡管户口，比如教师，他们有工资，便不再分配土地，也不必出义务工；有些地方属于农村户口的教师，没有村务议事和选举权（梨树某村）；有人属于农业户口，农业户口中又有吃商品粮者（自购粮，村庄没有义务负责其粮食供应问题）或吃农业粮者（自打粮，村庄有义务分配口粮田以维持其生计）。前者与普通的农户不同，他们往往被视为有其他收入的人，所以不能自然具有与他人同等的享用村庄资源的权利。一些乡规民约规定，这样的人如果居住在乡村，需要另外交纳“福利”基金。这些不同身份的人各自的权利义务及福利待遇，都以户口登记中的身份确认为据，而且不可以随意改变。无论是否明文规定，事实上，享受村办各项公共及公益事业利益者，必须是户口在册、受到身份确认的村民，否则就需要附加条件。

　　“凡户口在我村的村民享有以下权利：宪法规定的权利；参加村务活动，提出建议和批评，监督干部工作的权利；选举和被选举权；享受各种公共事业利益的权利”。[5]

　　一般来说，村民的身份随着婚姻、出生和去世状况而变化，迁出者往往被要求加上更多的义务：

　　“凡经批准迁出我村的农业或非农业户口必须交纳福利基金，外地的每人交纳500元，原籍是本村的，每人交纳200元，空挂户口的，按常驻户口交纳的50%，否则不予落户。户口转出时，一律不退款”。[6]

　　这些规定，不能不使人联想起公共服务的供给单位。对村民的公共需要提供“管理”的机构，理论上应是国家在基层的代理机构，但在农村地区的惯例是，非特别情况下-诸如自然灾害等-国家并没有这部分责任，国家多受理由机构或组织、或辖区整体提出的诉求，个人或家庭事件则习惯上交由基层组织负责。于是户口记录便成为提供村庄“公共”服务的凭据，基层政权有权根据资源的多寡和需要确定条件，比如嫁出者迁出，嫁入者迁入，但迁入者需要有资格认定，这些认定又随着情况而变化：当需要技术人员时，就以户口作为吸引的条件之一-等等。进入户口的条件由基层政权控制，进入或迁出，理论上需要上报乡镇批准，但上级“批准”所赖的资料、理由和解释由村庄掌握，因而多数情况下，报批不过是走过场。基层政权掌握着户口进入的条件和办理程序，以此做交易的也不在少数。“外村人”意味着不能和村里人享受同样待遇-不分宅基地或只能高价购买，承包费用高，房租高，电费高，没有选举和议事权，不能享用村里提供的福利等，但是这些人却被要求义务同当，“负担”同当，这种“不公平”的处理，更加印证了成员资格及其权利界定单位的局部性质。在这种区域性的、严格的户口制度下，“内”“外”成员的不同身份，标志着村民个人的权益范围和保护这些权益的责任组织不同。

　　第六十一条：有下列情形之一者，可以到太平定居：与太平居民结婚；太平村民的婚生子女；对太平有重大贡献者；来太平投资办企业者；其它由村委会审定，并报人民政府同意者[7].

　　严格区分说明对本村“成员资格”的承认或否认。只有“有常驻户口的村民享有同等的权利”[8]，正式成员应当是有常驻户口者，而外部的，外来的、暂时的居住者则不具有相同的身份。不同身份会通过一系列不同的权利、安全提供和福利享用区分出来，比如本村居民有优先和优惠的土地承包权，宅基地和口粮地分配权，集体收益的分配权，儿童免费教育权，申请补助权，在本村的选举权和被选举权，参加村务活动，提出建议、批评的的监督权利，讨论决定村中重大问题的权利，享受村中各种公共物品和公共服务的权利；而外来人不能拥有相同的权利，除非他“为本村作出巨大贡献”，或是付出所要求的代价-通常比对本村村民苛刻，才有可能“经过讨论”被接纳为“有同等权利”者。

　　四十六条：非本村村民在我村建房的，每平方米收费35元；五十五条：一切户口的迁出必须严格登记，存档，交清一切费用（提留、摊派、借贷）。

　　五十六条：户口迁入原则上要冻结，但特殊情况，如企业聘用的师傅、往来单位的主要领导、上级领导的后顾之忧申请入户的，经总支委会研究，报镇委派出所批准，否则不予入户。

　　五十七条：入户人员必须交纳入户费500元，特殊人员的减免，根据本人的贡献，经集体研究决定。

　　五十八条：凡1981年以后入户的，没有特殊专长和重大贡献的，不安排就业、建房和农转非，子女上学无优惠待遇。[9]

　　这些规定的用意，除了限制资源分配之外，还在于识别成员，明确单个成员的身份归属－确认某人属于某一个管辖单位、或管辖组织。同城市的非流动人口一样，乡村社会的成员并不以个体的方式存在－这种人会因缺少社会建制中的确切身份（states），失去对自己正当权益的保护组织的照顾，他们的存在需要经过基层组织的“确认”，因而管辖单位具有村民社会身份的界定权－证明其正当权利的作用。村民如果进入其他的社会组织，则不能自己说明自己的来路，必须由基层组织证明、并转移“介绍”其社会身份，否则没有其它的组织愿意、或有义务对个体担负同样的责任，这时个体很有可能被排除在社会建制的保护之外，受到歧视性对待。乡村基层有很多冲突证明了这一事实的存在。

　　常村村民薛某（男）1988年与邻村妇女王某结婚，婚后生一子。由于婆媳、夫妻关系恶化，二人于1991年离婚。根据当地风俗，王某应携子迁出户口，但她不从，反而招婿进村再结婚，而薛某亦另组家庭，并有一子。两户发生土地争执，王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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