对破坏规定的人给予“合法”的报复-剥夺其应当享有的权利，这在国家法看来是不正确的，但乡规民约对于地方秩序的管制并不以天然的权利意识为前提，它的社会管制意义大于法律遵循的权利原则。对破坏乡规民约的村民之最高处罚，就是不再被承认为自己村中的成员（开除村籍），至于村民或非村民作为公民身份所该获得的普遍权利究竟是什么，应当由谁来负责实现，并不是乡规民约关心的内容。“乡规民约实践以来的经验显示，在中国农民的心态中，如果不能当一个”我村“的”村民“的话，就谈不上什么公民权利，换言之，要做个（有合法权利的-张静加）公民，必须先做个社会关系里大家都接受的村民”（石之瑜，1997：页295）[19]，特别是，基层权威接受的村民。

　　“村民享有下列权利和待遇：（1）优先在企业就业；（2）享受固定的生活补贴；（3）免除一切上缴提留和义务工日；（4）享受从幼儿园到大学的免费教育；（5）按规定标准营建私房时，给予统一的建房补助；（6）按在太平企业的工作时间、职务、贡献参加分红”[20].

　　不被承认为村民的“外人”，乡规民约不对其受益权的实施保护责任，但其处罚权却有增无减。在同样的事情下，对外的处罚重于对内的处罚，对内处罚常常可以通过各种途径减轻或替代，但对“外人”，由于社会关系起作用的机会大大减少，减轻或替代的成功率很低。

　　1992年2月的一个傍晚，甘肃南部山区的中岭村，几百名村民包围了夏某的院子，几十个人将准备好的8包土制炸药、燃烧瓶和石块投向院子。夏某的家人及外地来的两个商贩从炸倒的房屋中爬出，但大门口被人堵住，村民以乱石和棍子将他们打死，尸体被扔进燃烧的房屋焚毁。在一夜的行动中，二十几名村民直接动手，二百来人现场观看，村中提供炸药、柴草、汽油等物品帮助的人达七十人之多。夏某与中岭村的村民和干部间的矛盾由来已久。在80年代以前，夏曾是村中的领导人，他卸职后到外乡承包砖场致富，很少与村内人往来，垒起高墙独往独来。于是，这家人被咒为不拔一毛给乡里乡亲，赚钱只为自己、应遭天报应的坏人。在村中传出夏家抽取村里猪的胆汁牟利的谣言后，遂有上面所述事件的发生。[21]

　　夏家没有进入村庄单位的保护系统，又难以从其他的社会单位中找到有效的保护方式（除非他建立私人性的保护组织—黑社会），是其主要的危险。不难发现，乡规民约对于保护系统内、外者的不同原则，客观上起着巩固村庄内聚（solidarity）的作用，而内聚的中心是能够提供保护的组织，通常这就是基层政权。如果一个村民需要取得村内身份和与此相关的一系列权利和保护，它必须以其承认的方式和程序进入这个保护系统－比如出生、户口正常迁入、婚嫁、继承等等，或是以对方赞许的行为方式活动，以取得相应的受保护资格。似乎有理由推论，在乡村，如果没有其它的保护系统存在，或者它们虽然存在，但并非如此有用，那么，对于村民来说，进入这个保护系统就非常重要。对村民身份的承认，使村庄成为一级组织实体，它帮助村民避免伤害、享用安全和福利，也成为村民地位、其权益声称、申请保护的实施单位和组织。村庄组织协调着村民的生活秩序，而被保护者自然应当认同并服从村庄秩序，村民权利受到村庄的保护并非没有条件-它需要以服从村庄整体（集体）要求为基础。

　　这些现象表明，乡村村民的各项权利实现，事实上是以村庄为单位被界定、被负责的，村庄成为确保个体权利授予和实现的执行组织。村庄不同，不仅提供的权利内容会大不相同，实现权利的方法也会大不相同，但所有的乡规民约都没有忘记，规定这些权利是有条件的-违反规定者，权利将被取消。显然，村级政权保障权利的能力是实现其管制权威的重要条件。在现有的条件下，这依赖于村庄权威对“集体”经济税收的控制权，在那些控制较弱的地区，村级政权提供的“权利”没有实际内容，他的权威地位就明显减弱。在浙江调查中的“村穷民富”者，则属于这种情况。村级政权能够提供的公共服务，并不能够通过正常税收来支持，而必须由村办企业来支持，企业的赢利状况、以及是否在村级政权的控制中，与其通过社会建制获得的制度权威密切相关。

　　内外成员的区分和不同处置，提出了乡村公共领域的缺乏问题。乡规民约的范围以村庄为边界，如果个体离开了村庄组织的辖区，村民在公共场所出现的问题或者没有人管，或者被转到他本人所属的村中处理。在通常情况下，不同的乡规民约针对不同的被管辖者，越过辖区边界进入“公共领域”的人，则意味着失去对组织的所赖，所以在实际上，似乎不存在一个各辖区之外的“公共场所”规则，或者说，村民在公共区域很难找到保护者，即使是最低限度的那些权利内容，也由于失去了具体执行的组织建制而不能实现。在乡村，单独游动的个体经常存在着被侵权的危险，原因是，他离开了上面所说的社会建制的保护边界，处于无人负责的境地，歧视性对待便接踵而来-他通常很难与其它有组织所赖的个体在权利上被等同对待。

　　比如土地承包，在乡村普遍存在着多种价格，本村村民一种价格，外来户则通常是“市场”价；此外，外来的承包者须上缴的公基金和管理费都可能大幅度上扬；更为常见的，是外来者和内部人的不同谈判地位，他们和内部人签的合同，可以被对方随时推翻-如果承包土地收益不菲，出租村甚至可能推翻公证合同的年期和费用标准，以收回承包权为由迫使对方提高租金。这就是说，内部人的回收权在基层组织的负责下随时可以兑现，并不受到双方公证合同约束。基层政权，在这种时候，往往代表村内成员，它只为本村成员的利益而工作，它们工作于对辖区资源的垄断，避免外（他）人的竞争，以此保护村内成员的利益。

　　“王焕光兄弟二人承包后沙庙乡162亩土地，合约签18年，并约定无论粮价如何，租金100元不变。合约取得了公证后，兄弟二人开始整治土地，借贷耕种。几年以后效益见好，借贷逐渐还清，粮食有所剩余，村委会便单方面决定拒收租金，提前收回土地承包给本村农民耕种。王姓兄弟求助法院及公证机构支持合约18年的期限，但法院的证明并不能有效阻止村委会提前收回土地的行动”。

　　“郭勇兴夫妇承包洛村果园合约14年，年租金2000元。1993年，洛村村委会”通知“郭夫妇租金增至4000元，郭夫妇不允，于是秋果收后，正当郭家准备来年树苗和肥料的时候，村干部带领部分村民进园砍树，他们并不理会县林业局毁林罚款的警告”。[22]

　　在这两个案例中，外村人的权益受到危害的基本原因，在于他们离开了以村庄为单位设立起来的权利界定和保护建制，他们并不属于租地一方的村民成员，因而既不受对方乡规民约（原则）的保护，也得不到自己原来所属的组织或任何公共组织（执行）的帮助。虽然他们的行为合法且应受到国家法律的肯定，但在某一个村庄的辖区中，国家法律不能越过辖区自己的规定不请自来。除了一个一个分割的辖区之外，处于公共场所中的个体，必须适时地找到管辖自己事务的具体执行单位，这种单位正是（村级）基层政权。在理论上，公共领域的法规存在并适用的范围更大，但在乡村实践中，不存在一种超越乡规民约束范围之外的公共领域，因为前者通常不能废除后者，也不能取代后者的执行组织自行发挥作用。乡规民约准则是首先或至上的，在村庄建制之内，甚至具有法律效力的公证文书也难以越过乡规民约、起到个体所需的保护作用，但是对判定上合资格的成员，乡规民约则充分维护其利益，甚至为这种行动挑起社会纠纷或冲突的情况亦十分常见。

　　协调个体与整体的关系

　　乡规民约管制的有效以村庄整体（集体）的存在为前提，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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