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定位，他们会把更多的精力放在文采和博学上，而不是放在真实世界和专精上，不是在研究真实世界中的问题。事实上，在我的周围，我就看到了这样的现象和追求。因此中国的学术可能陷在或更多挣扎在一种前现代的学术制度中。甚至这还不无可能影响到社会科学的发展。[40]

　　同样，这个因素也是通过个人选择展示出来的社会的塑造公共知识分子的力量，并且这相比起来，也更多是中国的。

　　五。结语

　　我不打算继续分析下去了，因此我的上述关于中国公共知识分子形成的社会分析注定是不完整的。事实上，我并没有追求完整，如前所说，本文只是试图解剖一下当代中国公共知识分子形成的某些社会因素和特征。如果能给人以某些启发，便于自己或他人今后的进一步深入的研究，那也就行了。并且在一定的意义上，我的这篇文章也是一种公共知识分子的作品，尽管不完全是。

　　我知道许多读者，即使完全不关心本文涉及的具体学者，也会感到从我的分析中无法得到一个结论：该如何评价公共知识分子，他们是好还是坏。我想评价其实不是我的追求。我是在以一种同情理解的，同时也是批判的态度在解析中国当代公共知识分子这种社会现象。其实几乎每一种分析都同时具有理解和批判的。尽管也许我的文笔还不能准确传达我想传达的（其实根据读者反映理论，这是不可能的），但我还是希望读者不要因自己的前见掩盖了对中国当代公共知识分子的理解和批判。重要的其实是理解，而不是给一个判断。我也不希望我的分析影响了一些读者自己对公共知识分子的评价或他自己的追求。

　　如果就总的态度来说，我对中国当代公共知识分子的态度是持理解态度，但是展望未来，我却希望中国公共知识分子的数量将随着社会的知识分工、专业化以及文化普及化而减少。我的基本理由仍然是韦伯的分析，也是经济学的分工创造财富，才能获得比较优势的理论。因此，我本应当对中国当代公共知识分子有更多的批判，特别是提醒其对中国社会发展和社会人文学科发展的弊端。但是这只能属于另一篇论文。

　　但是，也许我的这个判断本身就是有问题的，我判断的基础韦伯的理论和分工的理论也许就是有问题的，也许我还没有保持知识分子对任何前提或前人结论都要问一个为什么的态度。

　　也许，甚或由于我自己就是一个公共知识分子，我无法对自己下狠手。

　　但是，这些都算是对读者的提醒吧。每个人都只能走一段路，剩下的路都得其他人自己走。

　　「注释」

　　[1] “遭遇哈姆雷特”，《读书》，2002年5期。

　　[2] 波斯纳：《公共知识分子》，徐昕译，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2002年。

　　[3] 关于中国司法改革的动力，尽管其中有司法不公的问题，然而最大的动力却是中国社会的变迁要求新的有效率的司法服务，而先前的司法制度显然不适应这一需要。可参看，苏力：“关于抗辩制改革”，《法治及其本土资源》，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1996年，特别是最后一节。

　　[4] 汪晖：“当代中国的思想状况与现代性问题”，《天涯》，1997年第5期；汪丁丁：“启蒙死了，启蒙万岁-评汪晖关于”中国问题“的叙说”，《战略与管理》1999年第3期。

　　[5] 文章主要集于，秦晖：《经济转轨与社会公正》，河南人民出版社，2002年。

　　[6] 徐友渔：“质疑《白银资本》” 《南方周末》2000.06.16.可参看，刘禾：“欧洲路灯光影以外的世界-再谈西方学术新近的重大变革”，《读书》2000年5期：“《白银资本》究竟犯了谁的忌？” 《南方周末》2000.7.27.

　　[7] 何清涟：《现代化的陷阱--当代中国的经济社会问题》，今日中国出版社，1998年。

　　[8] 曹锦清：《黄河边上的中国》，上海文艺出版社，2000年。

　　[9] 请参看，张汝伦等：“人文精神：是否可能和如何可能，”《读书》，1994年3期；高瑞泉等：“人文精神寻踪”，《读书》，1994年4期；许纪霖等：“道统、学统与政统，”《读书》，1994年5期；吴炫等：“我们需要怎样的人文精神”，《读书》，1994年6期，以及其他相关的文章。

　　[10] 主要体现在其小说和随笔中，王朔：《王朔文集》（4卷本），华艺出版社，1992年；以及《无知者无畏》，春风文艺出版社，2000年。

　　[11] 例如张承志，主要文字集于，《荒芜英雄路》，上海东方出版中心，1994年；《无援的思想-思想随笔卷》，湖南文艺出版社，1999年以及其他著作。

　　[12] 例如，论战的核心人物，作家王朔、王蒙、张承志、张炜等都基本淡出了，尽管王蒙、韩少功等还常常在《读书》、《天涯》等杂志上发表随笔，尽管王朔2000年的《无知者无畏》仍然引发了某种轰动。其他的一些论战参加者，例如张汝伦、陈思和、王晓明等人的话题也逐渐不那么公共化了。

　　[13] 在中文中似乎这种反讽还不明显，一旦翻译成英文，liberal arts specialists，就可以感受到这种讥刺了。

　　[14] 有关经济学帝国主义的讨论，可参看，郑也夫：“社会品德与经济繁荣”，《读书》，1997年第11期；何怀宏：“在经济学与伦理学之间”《读书》，1998年第12期；蔡昉：“经济学家为什么倾向于奉行‘经济学帝国主义’？ ”，《读书》，1999年第6期；苏力：“经济学帝国主义”，《读书》，1999年第6期；陈明明：“政治学在中国的命运──从‘经济学帝国主义’谈起”，《天津社会科学》2001年第2期。

　　[15] 秦晖：“有了真问题，才有真学问”，《读书》，1998年6期。

　　[16] 刘军宁：《共和·民主·宪政-自由主义思想研究》，上海三联书店，1999年，以及他在众多报刊杂志上发表的一系列随笔。

　　[17] 盛洪就曾提到他当年当工人时一直无法改掉自己工作时爱“走神”的“毛病”。盛洪：“经济学精神”，《经济学精神》，广东经济出版社，1999年，页273.我自己也有类似的毛病。

　　[18] 有关文革前期和后期的学习情况，可分别参看，朱学勤：“思想史上的失踪者”，《读书》，1995年10期；梁治平：“在边缘处思考”，《学术思想评论》第三期，辽宁教育出版社。

　　[19] 汪丁丁：《在经济学与哲学之间》，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6年；《我思考的经济学》，三联书店，1997年；《回家的路：经济学家的思想轨迹》，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8年； 《自由与秩序：中国学者的观点》，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2年以及其他著作。

　　[20] 冯象：《木腿正义》，中山大学出版社，1999年。

　　[21] 例如，文学中最典型的是汪晖，但其他文学研究者身上也可以看到这种转向，例如陈平原：《中国小说叙事模式的转变》，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1988年；《文学史的形成与建构》，广西教育出版社，1999年；《触摸历史-五四人物与现代中国》（与夏晓虹合作），广州出版社，1999年；《中国现代学术之建立》，北京大学出版社，1998年。这些著作虽然还与文学有关，但更多是一种学术史和思想史的关怀。复旦大学的陈思和也有这样的转向，例如90年代初他参与了人文精神的讨论；而他目前正在研究的课题之一则是《文学史理论创新和当代文学》。史学界最典型的也许是秦晖，但也并是一种偶然的现象，其他如雷颐、朱学勤（他的最新的研究项目之一是《民初制宪历程与制度选择》（1912-1923年））。

　　[22] 韦伯：《新教伦理与资本主义精神》，于晓、陈维纲等译，三联书店，1987年，页143.

　　[23] 可参看，中华读书网［编］：《学术权力与民主：“长江〈读书〉奖”论争备忘》，鹭江出版社，2000年。

　　[24] 张承志：《以笔为旗》，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9年；

　　[25] 王蒙：“躲避崇高”《读书》，1993年第1期。

　　[26] 同上注。

　　[27] 张维迎：“法律制度的信誉基础”，《21世纪：人文与社会-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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