向的、分析评论中国社会经济现象和问题的记者性（journalistic）文字，在世人中甚至在一般的文科大学生中，也都引起了一定程度的轰动，其作者虽然并非专业学者也因此成为了公共知识分子。近年来，最典型的就是何清莲和她的《现代化的陷阱》；[7]以及最近曹锦清的《黄河边上的中国》。[8]

　　其次，即使并不直接讨论经济问题或现象的、发生在某个或某些远离经济学的学科内的学术论争，虽然有门户和学派之争的因素，但引发争论的社会原因仍然是中国的经济改革。最典型的就是90年代初的关于人文精神的讨论。[9]虽然参加这场大论战的几乎全都是人文学者，特别是文学和哲学的学者，还涉及到“躲避崇高”和“抵抗文学”的一些作家诸如王朔、[10]王蒙、张承志等。[11]但是细想起来，他们争论的问题其实并不是一般意义上的人文精神的失落，而是在市场经济条件下人文精神的失落。尽管这场争论并没有结果，中国90年代的人文精神似乎也没有因为这场争论有明显的上升或下降，甚至我们不知道人文学科有什么变化与这场争论有任何关系，甚至这场争论的两派一些核心人物到了90年代后期都在一定程度上“边缘化”了，[12]但是这场争论却实实在在地与中国的市场经济导向的改革有关。这场争论-如今回头看来-却反映了市场经济发展带来了中国知识界的知识权力结构的重大变化，这种变化大大强化了社会科学特别是经济学知识分子在当代中国社会和知识话语体制中的话语权力，同时也反映了特别是当时的中青年人文知识分子包括作家对由于社会现代化带来的这种对知识类型的需求以及话语权力之转变或即将到来的转变感到了失落，感到了某种不安。并且历史表明，他们这种失落感并不是没有理由的。也正是在这种失落中，许多人文学科知识分子-在一定意义上，他们也可以说是专业知识分子，尽管人文专业知识分子几乎是一种矛盾修辞[13]-至少在一段时期或之后的一段时间内，成为了公共知识分子。

　　第三，以经济建设为中心，甚至出现了以经济学为中心的知识话语转型的-经济学帝国主义-现象。在那些讨论“经济学帝国主义”的论文中，[14]作者基本上都不是经济学学者，且无论作者的态度如何，其实都表明他们无法忽视这种帝国主义的扩张。而这种状况也促成了公共知识分子的出现。当历史学家秦晖以他的方式解说科斯定理时，[15]我们发现，秦晖作为人文学者事实上已经放弃了自己的阵地，他是要进入一块对他来说相对陌生的阵地作战。尽管可能被人误解为我的这种描述可能有嘲讽意味，但我其实并不反对这种“出国打仗”，因为任何学科都不可能独立发展。只是问题并不在于出国，而在于他在论争中讨论的基本上不是他擅长历史学的问题，而更多是经济学的理论问题；因此这种出国打仗的结果就很难或者很容易预料了。而另一方面，经济学家不仅全面侵入了其他学科领域（《经济学家茶座》可为一个典型）；而且其他学科领域的学者也主动引进（与秦晖的出国抵抗不同）经济学的一系列假定和方法。社会学家、法学家、政治学家、人类学家事实上都在不同程度上明确地或默示地引入了经济学的概念和进路。典型的，如政治学中的刘军宁，他的政治学观点和思路，号称是自由主义（因此是政治学的），其实主要是哈耶克经济学思想的延展或演绎。[16]而这种学科交叉的现象自然导致了更多的公共知识分子，因为他们的基本话语体系和概念体系是相近的，如果不是等同的话，他们之间的交流就有了更多的便利；他们的读者群也必然超越了本学科，甚至有很大重叠，他们往往是面对一般的有文化的人写作。

　　三。天时与社会经历

　　我在前面提到当代中国的公共知识分子的一个特点是年龄大多在40—50之间。为什么会有这样一个特点呢？如果时代或社会的因素-中国的经济改革和社会变迁-是通过人起作用的，那么我们一般应当预期这种社会因素将同时对处于这一时代的所有知识分子发挥作用；即使由于学术盛年的因素，我们应当估计到不同年龄段的公共知识分子人数有差别，但是这种差别不应当太大。而就目前来看，40—50岁的学者中公共知识分子显然多于其他年龄段的。我必须解说这一点。而且我必须用社会的因素来解说，而不是用个人性的因素，例如偏好来解释。

　　但是，代中国公共知识分子中40—50岁的人居多，这个断言是否成立呢？因为也许40—50岁的学者恰恰是比较成熟的年代，精力还比较充沛，也是其学术巅峰或学术巅峰即将过去的时代，因此他们有意转向公共知识分子；也许是这些学者基本都当了教授，因此学术著作和论文的撰写不再是一个压迫的力量，因此，他们有空闲成为公共知识分子；或者是由于他们当中的许多人都在学术机构中担任了一定的职务，或者干脆是媒体（公众）感到这些人的各方面的背景都相对比较好，人比较成熟、一般都有留学经历、博士、教授、研究员的身份，因此具有较高的可信度？也许每一代的公共知识分子的主流都会是40—50岁的人？也许只是时间还太短暂，我们目前还无法确认这一基本态势？

　　这种因素显然是存在的；尽管还需要时间来验证。但是，这些因素究竟有多大，是值得考察的；而且即使考虑了这个因素，也未必能够完全消除这个年龄段中公共知识分子特别突出的特征。细致回顾一下过去的20多年的历史，我们首先可以发现，比他们年长一辈的学者中的公共知识分子明显少于他们这一代人，即使是厉以宁、吴敬琏、茅于轼以及张曙光、钱理群等比较年长的学者，作为公共知识分子出现在公共论坛上也并不比这一代中的一些人更早，有的甚至更晚一些。而这一代人中有许多作为公共知识分子最长的已经持续了15年。例如林毅夫、周其仁、张维迎、甘阳、葛剑雄、梁治平、雷颐等人早在80年代中后期已经是小有名气，有的甚至是大有名气（例如甘阳），其他人到目前也大都在公共知识分子论坛上驰骋了大约10年了。而在这一期间，下一代公共知识分子的产生似乎不那么明显，而且其社会影响力似乎也不如上面提到的这些学者10年前在中国公共知识分子论坛上的影响。甚至，我估计，这些40—50岁的学者的公共影响力似乎至少还会持续5—10年。

　　也许，这与这些知识分子的话语霸权有关？确实有可能如此，这些学者如今大多是学界的重要人物，发表观点是相对容易，大受媒体欢迎甚或是媒体求之不得的。他们的学术或社会地位使他们有收益递增的马太效用？由于公共媒体的有限，也许他们的存在本身就事实上在一定程度上构成了新人出现的阻碍？但是，这似乎也还不能说明问题。因为就在这一批学者出山的时候，社会政治环境并不比今天更有利，公共论坛的开放度和数量都相当有限，而且他们也同样面对着老一代学者；他们当年几乎无法想象今天的宽松的言论管制以及如此大量的媒体邀请。而今天的年轻一代的公共知识分子也有，但似乎不如这一代人那么齐整。

　　因此，我们也许必须承认这一代学者中之所以出现如此大量的公共知识分子可能于这一代人的特殊经历或特征以及时机有关，当然，这里说的有关，只是指他们的经历或特征也许比前一代人或下一代人更适于成为公共知识分子。因此，我在此对这些个人因素做一个猜测。

　　首先仍然是时代的因素。这些学者在出道之际大多在20多岁—30多岁之间，因此，年轻气盛，比较敢于挑战，而这个时代又恰恰是一个改革开放的年代。相比而言，他们之前一代学者，当时已经40岁左右的学者，绝大多数都由于78年以前的中国的极左政治以及诸如反右和文革的经验，学的相对比较乖一些，他们胆子不敢那么大，生怕政治运动的反复。而这些年轻学者，20多岁时尽管刚刚迈出大学校门，也许学术上还比较弱，却比较大胆-由于各种积淀成本少，包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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