少，因此而大胆。

　　与此同时，我们还必须看到，此前毕竟有一个十年的大学人才培养的空白；许多文革前的大学毕业生大多由于长期的运动而荒疏了学术，甚至他们在大学学习期间已经受到了运动的影响。等到文革结束时，他们尽管往往是作为下一代的教师出现在大学校园和研究所内，但从学术上来看，他们几乎是同他们的学生同时开始学术之路，而这时他们的精力、时间以及由此而来的在一定程度上的智力，就总体而言，都无法同积攒了十年之后，能够进入大学学习的这些学生相比。在一定意义上，这一批学生和他们的老师、甚至是老师的老师几乎同时进入学术舞台甚至是公共知识分子论坛。他们的前一辈一般说来显然不如他们这一辈人更有天时。

　　而下一代的的学者也同样无法享有这一代学者的天时。只要想一想，在80年代初，许多刚从大学毕业的20多岁不到30岁的学生一毕业很快就成为学术机构的研究骨干，或者进入政府的决策部门之后然后重新回到学校和科研机构成为骨干。而他们的下一代人则大多得按部就班地等到博士毕业之后才可能进入学术机构任教或搞科研，或进入政府决策部门。这一代人如果出国留学归来，或者获得博士学位，也大都在80年代末90年代初，由于这一时期的稀缺，相对说来更容易获得社会瞩目；尽管社会瞩目并不一定标志着成就，但毕竟要比下一代学者更容易成名，也更容易、更早成为公共知识分子。这个时间差因此使下一代的学者必定较晚-相对于这一代学者而言-才能成为学术精英，之后也才能成为公共知识分子。

　　我们还必须注意到，比起他们之前或之后的一代学者来说，这一代学者的学习经历也很有特点。之前一代学者（主要上是文革前的大学生）和之后一代的学者基本上是从中学门到大学门（研究生门）的学生，他们的学习基本没有中断，他们对社会的感受、理解和判断基本是在大学中获得的，并且相对专业化。而如今40—50岁这一代学者大在文革中由于种种原因耽搁了正常的学业，不仅上大学晚了，而且许多人的中学教育也不完整，有的甚至根本就没有上过中学。他们早早就离开了学校，当过知青、工人、兵团战士、士兵、中小学代课教师、生产队长等，他们又相对说来比较丰富的社会经历。也许是出于天生对知识的爱好，在文革中，他们其实并没有如同人们通常所说的那样荒废了青春，他们其实还是思考的，[17]也是学习的。他们往往会利用各种机会读书，并且往往读得非常“杂”，他们也常常有一些相对说来有知识兴趣的朋友，讨论一些社会的、知识的或理论的问题。[18]他们基本上都有自学的经验。他们或者爱好文学写作，或者爱好哲学思辩，或者对历史感兴趣。他们往往利用了文革中一些具有强烈政治意识形态的读书运动，例如“读马列毛选，”批林批孔“，”读一点历史“、”读红楼梦“、”批水浒“等，杂七杂八地读了一些书，尽管不系统，但在他们的生活中在他们的思考中，这些杂七杂八的知识糅合起来了。一方面，他们的读书受到了时代的严格管束，但另一方面，他们的阅读又不受大学校园的学科和专业考试的管束；在这个非常有限的意义上，他们甚至是自由阅读的。他们没有导师，也许不利于他们的阅读和理解，但由于是他们自己阅读或集体阅读，没有现成的答案，在一定程度上又促进了他们的思考和阅读能力，甚至想象力。他们无需死记硬背应付考试，但是由于兴趣，甚至由于书籍的稀少，而强化了他们的记忆。他们许多人在当时当地都是有点”反骨“的。尽管这种经验在一定意义上对于年轻学者的发展可能具有悲剧性，甚至许多人成了”思想史上的失踪者“，但是也磨砺了这一代学者的思想。他们的许多基础知识也许不如之后经过完整中小学训练的大学新生的系统，但是他们的知识面一般说来要比之后的大学新生特别是文科新生要宽广，并且理解要深一些。加之他们的社会生活经验，也促使了他们对大学老师的教学有更多的经验验证和反思，促使他们下意识地也比较能够”理论联系实际“。他们也因为赶上了改革开放显然比前一代学者接触了更多的学术资源，更有条件和可能出国留学；而由于他们的生活经历和自学经历，又比下一代学生知识面更开阔。

　　这一代学人的这一特别经验对于解释为什么他们比他们之前或之后的知识分子更容易成为公共知识分子特别有意义。正因为这一代学者几乎都是自学的杂家，知识广泛，因此，他们关心的问题和知识储备都为后来成为公共知识分子讨论更广泛的社会问题作了铺垫。很难想象，今天的中文系毕业生能够有汪晖那样的能力和兴趣关心和讨论世界经济和社会发展问题，且不管汪晖的具体结论的对错。也很难想象，今天的历史学博士能够有秦晖那样的广度来讨论苏联东欧问题、古代社会问题、当代的几乎所有热点的社会问题以及几乎所有学科的理论问题，同样也不管他的观点和结论是否正确。我们可以看到，汪丁丁是数学的本科和硕士生，经济学博士，但是大量的论文或短文却是关于社会道德伦理理论、哲学、社会学和政治学的。[19]我们也看到冯象是法律博士，是知识产权问题专家，但他同时有英国中世纪文学博士的学位，并且也发表过文学作品。[20]而在文史哲学界，这种现象甚至更为普遍，如今70年代末—80年代初进入大学校园的人文公共知识分子大多以部分时间从事了思想史、学术史和社会史的研究，他们几乎都不大发表纯粹有关文学的论文了，无论是传统的文学欣赏还是现代的文学批评理论。[21]而且要知道，70年代末80年代初进入大学文史哲院系的学生就总体而言都是当时最优秀的文科考生，而到了80年代后期之后，这种基本风向就发生了变化。至少考分最高的学生大都选择了经济、法律专业。

　　应当说，上述的这种现象作为偶发的现象其实在任何一代人中都有，但是作为一代人就只能存在于社会变动时期。社会变动时期会迫使一代人突如其来地改变他们的人生轨迹，在一定程度上给了他们大量的重新选择的机会。而这种人生轨迹的急促变化也使得他们一般说来比那种在一个正常年代里的知识分工更为专业化的体制中培养出来的并且职业变动更少可能的社会中生活的专业知识分子有更为博学（尽管未必更专业），因此也就更有意愿、更有可能、也更有能力对社会公众关心的问题发言。换言之，他们更容易成为公共知识分子。

　　其实，这一代人的这种经历还隐含了另外一个容易被忽视的因素，即表达能力。可以想象，如果这一代人中当初有过更多的社会经历，那么他们就总体来说，就更可能要比一直在学校生活的人更了解普通人的语言和思维习惯，也就是表达上更善于深入浅出；此外，由于这些人当中很多人是在文革中自学的，往往接触更多的是文史哲的知识，甚至往往都有一点文学的爱好（记得70年代末的文学青年热吗？），因此他们即使是学习其他专业的，但就总体来说，也可能比如今的专业知识分子更多一些文字的表达能力。这也是他们更容易成为公共知识分子的一个重要因素。

　　但是，我必须强调，更容易成为公共知识分子，意味着在社会中更为显赫，更受人关注，但这并不意味着公共知识分子的学术成就一定就更高。相反，就这一代学者整体而言，他们的擅长可能更多的是以牺牲专业化为代价的。因此，就对社会转型和改革的贡献而言，也许他们的这种牺牲是值得的，是必要的，甚至是更有效率的；但是就知识的贡献而言，可能则构成了一个缺憾。如果韦伯关于现代的社会的知识分工与知识增长的判断[22]是对的，那么就总体来说，我的预测是，这一代学人中出现有重大学术贡献的学者的几率可能要低于下一代学人，如果下一代学人的训练更为专业化的话。

　　甚至，我还必须指出，也正是这一点，甚至可能迫使一些学人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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