管是人文的，却与阐释学没有多大关系。他们也不是科斯，[32]因此最喜欢科斯的盛洪讨论了国际政治，并想“为天地立心”、“为万世开太平”。[33]也因此，研究鲁迅和文学为主的专家汪晖、研究农民史为主的秦晖都参与了经济社会问题的论战。所有那些以后现代文学批评理论或社会理论参与各种争论的公共知识分子，其实关心的都不是后现代的理论问题，而是用了这些理论来阐发他们的社会理想和对社会问题的关注。他们其实并不关心新历史主义、形式主义批评理论、叙事学、读者接受理论或新批评，他们都成了社会评论家，尽管都在某种程度上运用了自己熟悉的学术知识资源，但更多的是借助了自己已有的学术声誉来“推销”自己对某些中国社会问题的看法。

　　即使如同林毅夫、张维迎、周其仁等经济学家似乎还基本坚守着自己的专业，许多法学家也似乎在坚持讨论自己的专业问题，但是他们用自己专业回答的却还是社会的问题。并且他们之所以大致坚守着自己的专业也并不是因为他们坚持专业知识分子的立场，相信韦伯的天职，而是他们的专业本身就是公共知识分子的热门话题，是经世济民的问题。而且仔细观察一下，他们讨论的许多问题在中国的语境中都可以甚至也实际被认为与他们的专业定位有所偏离。例如，农业经济学家林毅夫谈论了中国经济学的未来，以及“中国的奇迹”、[34]“展望新千年的中国经济”。又比如，贺卫方近年最大力倡导司法改革也与他的专业（西方法制史）相去甚远。尽管他们似乎都没有背离专业。

　　中国的公共知识分子其实还是传统的，他们渴望经世济民，希望兼济天下，尽管他们似乎很接受个人主义，强调独立的学术品格，他们的自由之精神受制于他们的理想，但是他们骨子里还有很强的社会责任感，因此，他们的下一代学者认为他们太传统，给学术和学者生涯增加了太多的社会责任，缺乏“以学术为业”的精神，太社会化，也并不完全是不实之词，尽管未必公道。而且他们的这种人格也并不是矛盾的，因为人并不是概念逻辑构成的，或必须按逻辑生活的。

　　中国公共知识分子对传统中国知识分子人格楷模的认同同时也是这个社会剧场的效应。因为在中国社会，人们对知识分子也是这样认同和要求的。当吴敬琏在2000年10月30日中央电视台《对话》节目谈论“基金黑幕”之际，[35]当何清莲谈论“现代化的陷阱”之际，社会公众也认定这样的人-哪怕他的这一行为并不是一个知识的行动-和行动才是知识分子的行为，才体现了知识分子的人格。尽管在中国当代的社会科学中，经济学其实是最科学化的、最学术化的，因此在这个意义上其研究者是最知识分子的，但是也恰恰是经济学界，特别是专业化的知识分子，被更多的人称之为不像知识分子，认为他们出卖了知识分子的人格，因为据说他们没有关心下岗工人、城乡差别和东西部差别、官员腐败。其实，他们并没有出卖，而只是中国社会中的传统的理想知识分子的影响太强大；社会要求知识分子跳出专业槽，讨论社会热点问题。也因此，知名的学者们哪怕为了证明自己的知识分子品格都要表示一下自己的人文关怀、社会关怀。毕竟有几个知识分子能公开说“经济学家不讲道德”（樊纲）呢-尽管樊纲是利用了汉语中的双关。而具有反讽意味的是樊纲在说这话的时候其实正是在参与一场关于经济学的道德的争论，[36]并且很快另一位公共知识分子经济学张曙光又出来论证了经济学家如何讲道德。[37]

　　中国公共知识分子毕竟是在中国这块土地上生长的。

　　但是，中国当代公共知识分子之形成与知识分子对中国传统知识分子理想的另一个认同也同样相关，这就是知识分子应当博学多才，文笔优秀，要文质彬彬；要有一点文人气，要像李白、杜甫，而不是萧何、曹参；要像苏东坡，至少也要像王安石。[38]而且这一形象可能也与西方的文艺复兴或启蒙运动的前专业化时期的知识分子形象相兼容。这一知识分子的角色也同样受到社会预期这个剧场效应的影响。不仅在传统中国，知识分子的典型应当是上知天文、下知地理，出将入相，既出世又入世，博古通今，博闻强记，他们的文章必须有文采，其作品应当有广泛的读者群；而且这种理想型在当代中国社会也有很深的根基，甚至更甚-如今往往还要求他们兼通中外。尽管时代已经使这些要求非常不现实了，但社会的大众文化总是与时代有滞差；因此，这一点仍然不仅是社会的要求，而且也是这些知识分子的自我要求。因此他们常常徘徊“在经济学与哲学之间”或其他学科之间。在我们社会，最得到社会赞赏的实际上并不是专业知识分子，尽管专业知识分子就总体而言对学术发展的贡献更大。在中国社会，我们不会欣赏维特根斯坦这样的比较纯粹的哲学家的，我们更欣赏的是罗素那样的有哲学家声望的社会活动家和评论家，或他这样的前哲学家。甚至当我们欣赏尼采时，也往往带着这样的色彩，事实上，在一些当代知识分子的著作中，文采斐然、思想卓绝的尼采往往也只是另一位“狂飙突进”的启蒙主义思想家（其实他不是，至少在他活着的时代不是）。[39]

　　由于这种主观认同和对社会预期的认同，因此，许多中国知识分子一旦小有成就，就不大安分守己了，都希望更多的关心其他领域的问题，或多或少的都有一点治国平天下的追求，这不仅是因为他们智力上相对优越，一般说来都有能力初步分析一些他们专业领域之外的问题，更重要的是这才是他和社会都认同的知识分子形象。而且，他们也至少会将自己的专业大众化，以某种讲究文采随笔、评论的形式向公众传达。如果不这样做，在他们心目中的自己就总似乎有些欠缺。近年来之所以学术随笔出版比较多，之所以比许多学术专著更为畅销，一方面印证了生产者的自我期待，另一方面则印证了消费者的需求和期待，印证了社会预期。而这两者又互相在强化和支持。同时，也必须看到，有些学术随笔的文笔确实比较好，文字深入浅出，论证也翔实周密，事实上也是学术著作。在这个意义上，当其他变量相当时，有文采的文章肯定要比没有文采的文章更容易获得读者群，因此在这个意义上，前一类文字的作者更具有公共知识分子性质。

　　但是，这种追求同样是有问题的。有不少这种学术随笔，不仅学术水平较低，缺少学术性，而且有些文辞或行文也很矫揉造作，明显是有意为之，甚至有以词害义的现象。例如，一些著作的序言或译著的序言作者硬是要使用其实并不地道的文言，不仅影响阅读，而且很容易误解（特别是在翻译中）。由于这些作者显然是白话文要优于其文言文，而且其读者基本上都不大习惯文言文，因此，我推定，至少在其下意识中，一定是认为文言文更具有知识分子的气质。因此，他们是试图通过文言文这个屏障来区分和界定自己的知识分子身份。

　　我的这些话似乎是在批判这种博学和文采的追求，但其实我并不反对，甚至我自己也在一定程度上参加了这种自我大众化的活动。因为，在一定程度上，中国目前确实也还是需要这样的作品；甚至学术水准不高也不是一个问题，因为有不同的消费者群体；我并不认为所有的学者都一定只能是提高，而不能普及。但我想指出的是，这是另一塑造中国公共知识分子的因素。中国传统的缺少专业分工的知识分子形象-文人-仍然在追逐着我们。

　　而且，我还想指出，这种情况也自然会反过来影响社会对知识分子的学术评价。我们也许会在这种社会预期和自我认同中忽视了真正有学术贡献的专业化的知识分子，而把过分的关注甚至赞美甚至太高的学术评价给予了那些也许并不值得这种待遇的公共知识分子。我们可能事实上不是在强调“文质彬彬”，而是在强调“文胜于质”。而进一步，这也会影响下一代学者的自我学术追求和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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