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何怀宏、周国平、陈来、陈平原等。此外，一度还有一些著名作家。政治学领域的公共知识分子比较少，在我感觉中，大约只有刘军宁可以算得上。

　　如果这些人的身份大致可以得到承认，那么概括说来，他们全都是大学教授或中国社科院的研究员。因此，可以说，中国当代公共知识分子基本都来自教学科研机构，都是有比较系统学术训练的学者。

　　但并不完全如此，其实还有一部分公共知识分子来自非学术部门。一个典型的例子就是何清莲。她并不在任何一个学术部门任职，没有正规系统的学术训练，尽管她曾经上过研究生班，她的《现代化的陷阱》很难说是一部经济学著作，同时也很难说是一部社会学著作或政治学著作，尽管其中涉及到这些学科的问题；但是她的这部著作以及其他著述的确在社会上引起了一定的轰动，多次重印，曾一度在市场上脱销，她也被相当一部分人认为是学者。

　　由于这些当代中国公共知识分子大都在政府、企业之外，在这个意义上都可以说他们是在体制外。但这其实并不准确。例如厉以宁是全国人大常委、北大光华管理学院院长；吴敬琏原先是国务院发展中心常务干事，如今国务院经济体制改革方案研讨小组办公室副主任，全国政协常委、经济委员会副主任；樊纲是中国经济体制改革研究基金会的秘书长、国民经济研究所所长；林毅夫是全国政协委员，同时是北大中国经济研究中心主任；张维迎是北大光华管理学院副院长；李强原来是中国人民大学社会学系主任，现在是清华大学人文社会科学院常务副院长、社会学系主任；而我本人现在是北大法学院院长，黄平、张宇燕、葛剑雄等也都在学术机构中担任了一定的行政职务。而且，由于中国的大学和科研机构都有比较强的政府机构色彩（尽管正在淡化），因此很难说这些公共知识分子是体制内还是体制外。当然除了这些因素之外，还有一个认同的问题。当然，由于这个因素更为隐蔽，则更难分析。

　　其次，除了在经济学界还有少数老学者根据国家相关规定已经或应当从其学术“公职”上退休但事实上在学界还相当活跃外，其他学界的公共知识分子年龄大多在50—40岁之间（钱理群是一个例外）。

　　第三，由于年龄的原因，这些人实际上基本都是中国改革开放的获益者，尽管他们对改革开放之力度和方向的态度持有不同的态度。此外，尽管获益者这个词容易让人误解甚至令人厌恶，但其实是更准确的。获益者的意义的另一面是，这些人在改革开放之前，除了因为年龄很小的一些人外，大都经受了某种社会的磨练，有过各种经历，甚至受过苦。他们当中很多人当过知青、农民、工人、军人、中小学教员，下过乡，上过山，有的当过红卫兵，有的受过某种政治上的压制，他们有比较广泛的社会经历。如果没有改革开放，可以说，他们中的大多数甚至绝大多数可能都会走上另外一条生活之路，几乎都不可能获得今天他们实际享有的学术地位（但不是成就-因为他们究竟有没有成就以及有多大成就可能还需要历史在证明）；并因此，也不大可能有他们今天的社会地位和经济地位-尽管他们之间今天的经济状况也有比较大的差别。

　　第四，这些公共知识分子绝大多留过洋（主要是英美），许多人是在国外获得博士学位（例如林毅夫、张维迎、汪丁丁、周其仁、黄平、王铭铭、冯象、苏力（均为英美）以及季卫东（日本）等，或者作过比较长期的访问研究或学习（例如，茅于轼、樊纲、盛洪、张宇燕、汪晖、甘阳、许纪霖、徐友渔、陈来、梁治平、李强、郑也夫、李银河、贺卫方等，有些人现在仍然在大陆以外的国家和地区作全职的或半职的教学研究（例如汪丁丁、甘阳、冯象、季卫东）。而且这还只限于我自己的不完全的了解。

　　第五，在这些公共知识分子中，专业以经济学与人文学科的学者居多，其他社会科学的较少。

　　而这些特点就隐含了中国当代公共知识分子构成的一些特别的（相对于美国来说）社会因素。我将在下面几节予以分析。

　　二。社会转型与社会热点

　　在中国，当代公众知识分子的形成与中国经济体制改革和社会转型带来的一系列问题（因此就不仅仅是社会转型问题）有很密切的关系。这一点，最典型的反映在经济学界。由于过去20多年中国的经济体制改革和经济发展，许多经济学家都自觉不自觉地加入了有关中国经济问题的一系列辩论。尽管这些经济问题往往非常专业化，操作起来也往往比较精细，许多问题本来并不适合作为公共话题或社会话题。但是由于经济建设是社会关注的中心，许多经济话题在中国过去20年里实际上成了中国社会最关心的“政治”话题和公共话题，因此，许多本来旨在参加学术专业争论的经济学学者因此自然而然地甚至是不经意地就从专业知识分子转化为公共知识分子了。当然，在这个过程中，也确实有一些经济学家利用社会舆论（例如关于股市的争论）来强化和推进自己的“学术”主张，或者是社会上的一些利益群体会利用大大简化了的某个或某些经济学家的观点来支持自己的各种利益诉求。在这种情势下，许多经济学问题都变成了政策问题，许多经济学分析被简化为一个词。所谓“历（以宁）股份”、“吴（敬琏）市场”的说法就是一个明证；产权明晰、企业改制等观点变成了90年代中国社会的流行话语。因此，成为不成为公共知识分子，尽管大多与个人的意愿有关，但也确有被迫的，即关键不在于你是否想关心社会热点问题，而在于你研究和关心的问题是否变成了社会的热点问题。

　　也因此，我们会理解为什么经济学界的公共知识分子似乎比较齐整，从年迈长者到中青年都齐备。这固然与在社会科学中，经济学中学术传统比较好（但显然并不是最好的）有关，但最重要的是，在过去20多年里，经济问题一直是社会的中心。而政府的重视，媒体的关注-最终说来由于与中国民众的个人利益相关因此是民众的关注，可以说造就和促成了一茬又一茬经济学的公共知识分子。

　　仔细考察起来，甚至许多其它专业的公共知识分子在一定程度上也都可以说是“寄生”在这个经济建设为中心的学术发展上的。

　　首先，这表现为，经济改革带来了一系列社会、文化、政治、法律问题。因此许多看起来是某个专业领域的问题，其实都与经济社会发展的问题分不开。例如法律问题。在90年代前期之前，可以说在经常在公共知识分子论坛发表作品并引起了一定程度的社会关注的只有梁治平一位。但90年代中期之后，法学家借着“市场经济是法制经济”的口号以及由于社会转型中出现的严重腐败问题纷纷先后进入公共知识分子的场域。事实上，号召司法改革的一个最主要的正当化理由就是司法不公或司法腐败，尽管真正的推动力并不一定如此。[3]

　　社会学的研究事实上也与经济改革带来的社会变化分不开。例如流动人口问题，农民工的问题（黄平），中国当代社会的分层问题（李强），下岗和再就业问题，收入差别问题、小城镇建设、农村社区和宗族问题（王铭铭）、城乡两元化问题以及犯罪、腐败与色情业等问题。其中很多也都与法律有关。

　　由于这一点，甚至就学科和知识类型上与经济学距离最大的人文学者也都进入了一些有关经济问题，实际是政治经济学问题的讨论。最突出的两位学者可能是社科院文学研究所的汪晖，他曾就中国的经济和社会发展与汪丁丁展开了学术辩论，[4]以及秦晖，一位历史学家，他曾对许多中国经济学家的研究表示了不满，并对科斯定理进行了某种学术的“批判”。[5]此外，关于徐友渔，一位在英国接受过语言哲学训练的任职于社科院哲学所的但如今已很难界定其专业的学者，对弗兰克的《白银资本》以及介绍此书来到中国的学者的批评，[6]也都属于这种现象。

　　也由于这一点，甚至一些并不以专业知识贡献为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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