早就走上了公共知识分子的道路，而只走了很短的一段专业学者的道路，甚至可能从来就没有作为专业知识分子出现在其领域。因为兴趣广泛，由于关心时事和社会热点问题，事实上，这一批人中的有些人几乎从其进入学界开始之际就对其专业不感兴趣，基本上没有撰写过真正专业化的论文和著作，尽管其社会知名度较高，但是在其专业领域中，并不能得到很多的学术认同。还有一些人，尽管从事了一阵子专业研究，但随着年龄增长，专业的巅峰时期已经过去，也不得不放弃原来的专业，从而转向与其专业相近或有相对容易进入的公共热点问题讨论或专业知识的大众化工作。前者如雷颐；后者如90年代后期从语言哲学转向政治哲学的徐友渔。

　　概括起来，成为不成为公共知识分子并不完全是社会的因素决定的，确实与个人的选择是相关的。但必须注意的是，这种选择其实也并不是完全脱离社会的。社会需求和他们所处的时代会在相当程度影响他们的选择，影响他们的可选择的范围。

　　四。自我认同和社会期待

　　以同样的方式，在这一节，我还想讨论另一个强烈受社会因素影响的个人选择，学者对传统的认同-特别是对中国传统中关于理想的知识分子位置和定位的认同-以及社会对知识分子的预期。而且，我要从一开始就强调，许多当代公共知识分子并不认同中国传统文化，甚至公开拒绝传统文化，主张“全盘西化”，尽管如此，他们实际上不可能脱离他们心目中的理想知识分子的楷模，他们也很难拒绝社会对知识分子的传统预期。而这两个因素的相互作用和强化，会下意识地影响知识分子的自我定位，即使在其它条件不变的情况下，也会促成他们选择成为或逐步转向公共知识分子，而不是现代社会的专业知识分子。

　　事实上，在中国这一代公共知识分子身上都带着相当深的中国传统中理想知识分子的印记。无论他们如何的激进、反讽或后现代，他们实际上在更大程度上认同的是中国传统的知识分子。这种认同至少在两个方面影响了他们的公共知识分子人格的形成和定位。

　　一是“达则兼济天下”的古代士人的理想和人格，并且这种理想人格同近代西方启蒙时代的知识分子有兼容之处，而与现代西方的知识分子并不完全兼容。我们可以看到，我所说的这一代40—50岁的公共知识分子都有比较强烈的社会责任感（当然这种责任感也是改革开放的时代甚至是他们的地位塑造的，或许还有他们的年龄的因素，但这里不细致分析因果关系），比起他们的下一代学者来说，似乎他们更少一点反讽，少一点幽默，少一点“酷”。他们一般说来，要比下一代人更认真，甚至较真，他们不喜欢周星驰，也不喜欢王朔。哪怕是他们讨论后现代，其实却很少后现代；他们研究尼采，赞赏尼采的重估一切价值；但是他们基本上只是重估某些价值，而不是追求重估一切价值的态度。他们心目中还是有许多神圣的东西，在下一代知识分子看来很“小资”的东西。他们大多表现得很“愤青”，其实很“小资”；甚至无论小资还是愤青都与他们关系不大。他们厌恶极左政治的意识形态，哪怕是被人称为“新左派”的一些公共学者，其实也同自称继承了自由派的公共知识分子一样对中国的许多问题持批判态度。所谓新左派与自由派之争，在我看来，其实更多是学术传统之争（社会科学或者说经济学与人文学科或社会宏大理论之争），也许100年之后，这一点会看得更加清楚一点。他们公开宣称厌恶意识形态，往往指责对方搞意识形态，但是他们其实都还有比较强的意识形态（并不重估一切价值）。他们尽管对社会往往持批评态度，同现行体制保持一定距离，但是认真看来，这些学者就总体而言还是持建设性态度的。其实，他们都对改革开放的总政策予以肯定，他们的分歧或如果有分歧，仅仅在于改革是否可以再快一点，以及在一些相对细节问题上的改革方向有分歧。他们之间的争论并不是如同他们之中的一些学者想象的那样或是如同在一些事件（例如“长江《读书》奖”）中表现的那样是生死之争。他们的争论似乎有阶级斗争的影子（代表下岗工人还是代表既得利益者），但拉开距离来看，在我看来，虽然不能说是杯中的波浪，但最多也就是盆中的波浪。一些所谓的惊世骇俗的言词，例如刘晓波在20世纪80年代后期的批判，例如王朔作品在20世纪90年代初引发的争议，如今看来，都不过尔尔。请想想除了当事人之外，如今还有几个人记得当年大轰大嗡的“抵抗文学”？！

　　促成这一点的最主要的就是中国的公共知识分子骨子里还是中国的。他们大都想兼济天下，甚至由于智力上比较优越而好为天下师，他们希望把自己的才华献给这块土地，尽管他们不像艾青那样“眼里常含着泪水”。甚至他们最激烈的争论中也隐含着这样的因素。例如《读书》奖的风波，[23]尽管在一些细节问题上双方的观点对立，甚至也有夸大，但是双方都承认一个前提，不能搞学术腐败。尽管对王朔的小说以及大众文化有种种争议，有学者要“以笔为旗”，[24]要防止人文精神的失落，而另一派要“躲避崇高”，[25]认为平凡其实就是人文精神；但这场争论无论是什么其实都没有谁主张文学应当堕落，应当腐蚀社会。分歧也许仅仅在于一派认为文学不应当以无批判的甚至是调侃的态度对待社会丑恶，而另一派则认为调侃本身也许就是一种多元社会中必须有的人文精神；一派主张文学应当有理想，并迷信语言的创造世界的能力，而另一派主张文学反映现实，语言不过是一种描述的工具。他们的争论都是边际性的震荡或波动。这就表明，中国当代的公共知识分子基本上是传统的，是关心社会的。甚至，在主张“躲避崇高”的背后也体现了一种对社会的深厚关切，而并不是要摒弃社会，摒弃理想。[26]

　　也正是这种实际上对中国传统知识分子理想的认同和坚持，这一代公共知识分子才跨入了公共知识分子的论坛，无论他们是同时坚守自己的专业领域或是基本跃出了自己的专业领域。被许多从事其他专业公共知识分子甚至某些经济学公共知识分子认为不讲道德的甚至为了反击也自称“不讲道德”的经济学家们其实几乎每个人都在讲道德，并且不仅在讲市场经济的道德，讲职业道德，而且也在讲一般的道德。例如，张维迎运用信息经济学的理论在分析并隐含或公开倡导诚实和信用；[27]汪丁丁早几年就提出了“市场经济的道德基础”问题。[28]茅于轼关心着“中国人的道德前景”。[29]所谓的效率与公正之争，在一定程度上，仅仅是在做大蛋糕的基础上增加每个人的分配还是分配上更多考虑某些因素来促进做大蛋糕，以及哪一条进路更能改善人民的生活水平的争论，而这个争论也许并不是理论争论可以解决的问题，至少需要实践来验证和证明。

　　也正是从这一角度来看，如果抛除了个人恩怨，其实公共知识分子之间的许多争论又都是中国人说的“打嘴仗”。例如，汪晖同汪丁丁的争论在一定程度上是意识形态的，但在一定程度上又都是实用主义的。因为他们讨论的问题都不是从原则出发的，他们背后的关切都是实用主义的，即都在关切中国的改革路径将导致什么结果，尽管这个问题同样不是可以通过争论解决的。甚至人文精神的讨论也不是为了纯粹的“精神”，而是反映了对社会发展的某种有理由的尽管也许过分也许不过分的担忧。争论的双方其实在一定意义上都是忧国忧民者。

　　他们是忧国忧民者，因此，他们就都不是只关注自己研究成果的高度专业化的专业知识分子。他们不可能是维特根斯坦，[30]因此留学英国研究语言哲学的徐友渔放弃了语言哲学，更多搞起了政治哲学，尽管由于年龄增加学术能力的自然衰减也可能是一个放弃的因素。他们也不是伽德默尔，[31]因此研究阐释学的张汝伦也参加了人文精神的讨论，而这场讨论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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