译，北京：中国大百科全书出版社1998年5月第1版，第22页。

　　[65] 参见〔英〕P·S·阿蒂亚：《法律与现代社会》，范悦、全兆一、白厚洪、康振家译，全兆一校，沈阳：辽宁教育出版社、牛津：牛津大学出版社1998年9月第1版，第134、135页。

　　[66] 〔美〕哈罗德·拉斯韦尔：《政策分析研究：情报与评价功能》，载〔美〕格林斯坦、波尔斯比（编）：《政治学手册精选》（上卷），竺乾威、周琪、胡君芳译，王泸宁校，北京：商务印书馆1996年4月第1版，第557页。

　　[67] 〔美〕哈罗德·拉斯韦尔：《政策分析研究：情报与评价功能》，载〔美〕格林斯坦、波尔斯比（编）：《政治学手册精选》（上卷），竺乾威、周琪、胡君芳译，王泸宁校，北京：商务印书馆1996年4月第1版，第560页。

　　[68] 〔美〕詹姆斯·E·安德森：《公共政策》，唐亮译，北京：华夏出版社1990年12月第1版，第5页。

　　[69] 新增长理论又称内生增长理论，是产生于20世纪80年代中期的一个西方宏观经济理论的分支。通常认为其产生的标志是1986年保罗·罗默的论文《递增收益与长期增长》和1988年卢卡斯的论文《论经济发展机制》。新增长理论是由一些持相同或相似观点的经济学家所提出的各种经济增长模型而构成的一个松散集合体。它认为，“在经济中存在外部性或垄断因素的前提下，分散经济可以实现均衡增长，但这种动态均衡一般不是帕累托最优。这时可以通过政府这只‘看得见的手’消除市场机制造成的资源配置扭曲，即通过政府和市场这两只手的共同作用使经济实现帕累托最优。”“帕累托最优”的提出，涉及到市场效率的一个著名的阿罗——德布罗定理：完全竞争的市场机制在达到全面均衡时实现“帕累托最优”。参见朱勇、吴易凤：《技术进步与经济的内生增长——新增长理论发展述评》，载《中国社会科学》1999年第1期。

　　[70] 李昌平：《我的困惑——“三农”寻思录之一》，载《读书》2002年第7期。李昌平先生原为湖北省监利县棋盘乡党委书记。自2000年他给国务院领导上书痛陈“农村真穷、农民真苦、农业真危险”之后，“三农”问题一直是社会关注的焦点。李昌平先生著述《我向总理说实话》也由光明日报出版社出版（2002年1月第1版），而中国经济体制改革研究会主办的《中国改革》杂志也于2002年创办“农村版”。

　　我国某个农业大省的负责人就三农问题谈了他的看法。他认为，三农问题症结在于“三低”：工业化水平低、城镇化水平低和农民的非农化程度低。因此，他认为增加农民收入的根本出路是推进“三农”裂变：（1）农业裂变，即农村经济以农业为主导型向工业为主导型转变；（2）农村裂变，即以农村为依托的县城和小城镇迅速崛起；（3）农民裂变，即农民变市民、工人、商人和企业家。其实，不难看出，其中的关键在于农业结构及其转化，这也涉及到农村产业政策问题。不过，本人认为，三农问题还远非如此简单地是一个经济问题，如单就一个农民进城问题，就面临不少“进步的烦恼”，更不用说其中的政治因素了。最近，王梦奎先生提出改变城乡二元经济结构适应社会转型的重点是“三农”问题，而除了农业方面的努力以外，“从根本上说，要从‘三化’即工业化、城镇化、市场化找出路”。关于那位负责人的谈话，请参见李玉梅：《以新的思路看待三农问题——中共吉林省委书记王云坤答本报记者问》，载《学习时报》2002年10月28日，第1版；关于农民进城问题，请参见熊若愚：《中国农民》，载《学习时报》2002年10月28日，第4版；关于王梦奎先生的论述，请参见王梦奎：《经济体制改革面临的形势和任务》，载《新华文摘》2004年第1期。

　　[71] 参见〔美〕保罗·萨缪尔森、威廉·诺德豪斯：《微观经济学》（第16版），萧琛等译，北京：华夏出版社、麦格劳·希尔出版公司1999年9月第1版，第4页。

　　[72] 在农业经济发展方面，中国共产党和中国政府一直将农业科学技术的推广与应用放到很重要的地位。江泽民先生在1993年10月18日的中央农村工作会议上提出“坚定不移地实施科技、教育兴农的发展战略”，认为“振兴我国农村经济，最终取决于我国农业科学技术的重大突破和广泛应用”。1993年11月5日《中共中央、国务院关于当前农业和农村经济发展的若干政策措施》提出要“推广先进实用的农业科学技术”，“继续推进农科教‘三结合’，全面实施科技、教育兴农的发展战略”。1998年10月14日中国共产党第15届中央委员会第3次全体会议通过的《中共中央关于农业和农村工作若干重大问题的决定》再次将“依靠科技进步，优化农业和农村经济结构”作为一项重要的决定；同时，2000年10月11日中国共产党第15届中央委员会第5次全体会议通过《中共中央关于制定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第十个五年计划的建议》提出，农业和农村经济结构的调整需要“依靠科技”，还提出了“农业科技创新”的概念。2001年3月15日9届全国人大第4次会议批准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第十个五年计划纲要》第3章和第10章，对这些政策、措施和思想也均有体现。这些具体论述文献，请参见江泽民：《要始终高度重视农业、农村和农民问题》（1993年10月18日），载中共中央党校教务部（编）：《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党和国家重要文献选编（二）：1992年10月――1997年9月》，中共中央党校教材审定委员会审定，北京：1997年12月，第68页；又参见中共中央党校教务部（编）：《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党和国家重要文献选编（二）：1992年10月――1997年9月》，中共中央党校教材审定委员会审定，北京：1997年12月，第91页；又参见中共中央党校教务部（编）：《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党和国家重要文献选编（下册）：1998年12月――2002年11月》，中共中央党校教材审定委员会审定，北京：2003年2月，第231－233页；又参见《中共中央关于制定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第十个五年计划的建议》，北京：人民出版社2000年10月第1版，第13页；又参见朱镕基：《关于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第十个五年计划纲要的报告――2001年3月5日在第九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第四次会议上》，北京：人民出版社2001年3月第1版，第42－43、59页。

　　另外，农业科学技术的发展也是我国科技进步体制的重要组成部分。1985年3月13日《中共中央关于科学技术体制改革的决定》第5点中，将农业科学技术体制作为推动农业发展的重要制度，提出了改革方向和要点；十年之后，1995年5月6日《中共中央、国务院关于加速科学技术进步的决定》第2点就是“大力推进农业和农村科技进步”。而且，在诸多政策的基础之上，我国法律法规对促进农业科技进步和经济发展也进行了一些规定，如《中华人民共和国科学技术进步法》、《中华人民共和国农业法》、《中华人民共和国促进科技成果转化法》和《农业技术推广法》等；特别是1993年7月2日8届全国人大常委会第2次会议通过的《中华人民共和国科学技术进步法》，对农业科技研究、开发和推广，进行了纲领性规范（第15、16条）。这些论述和相关文献，请参见罗玉中、谭志泉（主编）：《科技法学教学参考资料选编（政策法规类）》（上册），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1992年10月第1版，第62－63页；又参见中共中央党校教务部（编）：《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党和国家重要文献选编（二）：1992年10月――1997年9月》，中共中央党校教材审定委员会审定，北京：1997年12月，第227－228页；又参见段瑞春：《科学技术进步法简论》，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1994年2月第1版，第43－47页。

　　[73] 参见〔英〕M·M·波斯坦（主编）：《剑桥欧洲经济史（第一卷）：中世纪的农业生活》，郎立华、黄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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