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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五、“无时不惧”：以技术创新为核心的法治目标

　　中国有句古话，说是君子处世，当“如履薄冰，无时不惧”。其实，用这句话来形容产业技术政策，再恰当不过了。在技术日新月异的今天，如何有效地利用法治资源，在产业技术政策中确立以技术创新为核心的法治目标，是企业获得生命力和国家谋求长足发展的基础性保障。

　　正如前面所提到的，新增长理论认为：经济增长不是外生因素作用的结果，而是由经济系统内的内生变量决定的；政府实施的某些经济政策对经济增长具有重要的影响。这就不同于新古典增长理论将技术进步作为经济系统的外生变量的观点。在内生增长理论模型中，假定技术、知识在全经济范围内存在溢出，内生技术进步是经济增长的唯一源泉。这样：（1）知识是追逐利润的厂商投资决策的产物，是经济系统的内生变量；（2）由于知识具有溢出效应，不进行投资的其他厂商也可以通过“学习”或“模仿”提高生产效益，全社会的生产率也都能提高。在这种情况下，造成投资厂商的私人收益率低于社会收益率，从而使厂商用于生产知识、技术的投资将减少，并使分散经济的竞争性均衡增长率低于社会最优增长率；换句话说，如果不存在政府干预的竞争性均衡是一种社会次优，均衡增长率低于社会最优增长率。[96]

　　这种理论就为政府的积极经济政策提供了依据。因为以往的新古典增长理论认为各国政府的经济政策不会影响经济的长期增长率，但是，“现代增长理论的一个贡献就是，对于关于旨在改变增长率的经济政策的松散讨论泼了一盆凉水。”[97]事实上，一些消极政府的思想不仅不符合经济增长的现实[98]，而且将技术进步作为外生变量置于经济系统之外，使政府无所作为。新增长理论修正了这种古典增长理论，认为为了获得经济内生增长，政府可以向生产知识和技术的厂商提供补贴、减免税收或向其他生产课税的方法，激励私人厂商生产知识与技术产品，诱使一部分经济要素从消费品生产转向研究与开发部门，提高经济增长率和社会福利水平。

　　这些都表明，在社会经济发展过程中，技术因素一直起着重要的作用。其实，就是以个人主义和权利为本位的社会基础中，技术的因素依然是一个社会发展的重要的制约手段和方式。例如，在美国，许多学者从个人对政府的关系中探讨个人信息的保护问题时，强调在构成要件方面规定三个要素是非常重要的：第一，政府部门记录是否具有精确性；第二，对政府部门记录的利用是否超越了收集时所保证的用途；第三，是否遵守了保密原则，并在此基础上将记录的信息向公众披露。[99]在这些构成要件中，不能完全靠个人信用进行维持；很明显，它们对技术本身的依赖也很强烈。[100]再具体一点说，例如在契约网络化过程中，如果系统发生故障造成履行障碍的时候应该如何处理的问题（――即在契约的履行障碍是由于系统的构建者或者是由其它参与了系统的人的过失造成的情况下，该如何处理的问题），与传统契约理论不一样的就是，在系统契约中必须由系统的参与者而不是利用者来承担系统故障的风险，而对作为利用者的消费者承担第一位消除责任的是销售者自身。[101]与此相关的问题还有很多，如银行的责任、网络数据的证据性、电子契约的成立、赔偿范围、欺诈与强迫行为、未成年人以及无权利人的情况下的处理问题等，都不完全是一个法律上的界定，往往需要技术本身参与解决。这些都表明，无论我们是在政府主导之下还是在完全市场之中，技术因素都是不容忽视的问题。

　　但是，技术创新却又不纯粹是科学技术方面的问题。技术进步有赖于经济激励机制、自由科研体制和良好创新环境；从这个角度说，科学技术进步与创新更多是一种制度创新。更何况技术具有变动不居的特性，只有创新体制才具有相对的稳定性。因此，只有建构良好的创新体制，才能用“稳定的”制度实现“变动的”技术的不断创新和进步；如果反之，就无法实现以技术创新为核心的促进机制，甚至起阻碍作用。

　　现任职于日本神户大学的中国学者季卫东教授分析了中日两国产业发展与制度化建设以后认为，在面对西方文化的挑战，与我国一样的是，日本也力求保持政治上的安宁和连续性；但又与我国不一样的是，日本自始至终非常注意适时地建立与经济发展相配套的新型组织和制度。而在产业化和制度化的重大事件中，我国在兴产殖业方面与日本可以说是同步的；但在制度建设方面则要落后大约三十年上下。“况且1898年以后清政府所颁布的‘奖励工艺’的各种章程措施也多流于形式、了无实效。”因此，他说：“两国的差距固然取决于很多原因，但无论如何，我国一味强调经济技术先行而轻视制度层面的革故鼎新的偏向，以及后来革命时期一味追求‘毕其功于一役’的激变而轻视点点滴滴的制度建设的偏向，可以说是问题的症结所在。”[102]有趣的是，这一症结在当时也为一位英国传教士看得一清二楚。

　　时值山东灾害，英国传教士李提摩太为中国提出了救民振兴的四条建议：第一，认为“救饥莫如运粮，而运粮莫如免税”，即所谓“运粮”；第二，认为中国“民多地广，跋涉艰难”，应“开铁路，通火车，利国利民”，即所谓“修道开河”；第三，认为“地有矿而不开，犹之富家有钱，窖而不用”，不可“受风水之迷”，即所谓“开矿”；第四，认为“民有恒产，始有恒心”，应该“各按地产，各造机器，制办新货，则人皆有事业”，即所谓“殖货造物”。[103]就当时中国社会状况而言，这些建议中，有些是经济振兴措施，有些是产业政策，有些甚至关涉产业技术政策方面，如铁路交通、开矿和发展制造业等。论述这些之后，这位英国教士犹恐不及，他说道：

　　然则保民必行新法，其故何在？盖古年地广人稀，地之所出，民用有余。设遇凶歉，或开仓，或赈粥，足保无忧。今则地犹是也，而人则加多数倍。……原非强使中国效法西洋，实因时势则然，非此无以裕国裕民也。[104]

　　在这里，李提摩太教士从资源有限性（“地之所出”的限制）而人口之不断增长（“人则加多数倍”的趋势）的矛盾角度，进行了论述。他认为唯有建立不断创新之制度，才能维持一个社会的长足发展。

　　那么，制度、政策的设计，就应当更多考虑制度因素，而不是单纯着眼于技术方面的问题。因为技术问题大都属于市场选择和技术专家们具体考虑的内容。例如，我们在技术政策编制中，可以采取这样的方式，即将产业技术中的关键技术、前沿技术和发展方向置于产业技术政策之后，作为技术指南附件。[105]而且附件的编制，由相关的产业部门、科技部门或成立类似“国家竞争力”专门委员会来进行，并且可以根据社会经济发展而随时进行调整，不断地重新公布。这种方式可以一方面保证政策的稳定，另一方面又可以不断追踪世界领先技术。

　　这种分析，也只在于说明，在产业科技的发展过程中，建立一种以技术创新为目标的法治秩序的可能性。也许，这种将技术创新作为法治目标的提法，还是有些让人难以理解和难以接受的地方。这里，我们举个更为贴近具体制度来加以说明，可能有助理解这种技术的概念是如何适用于制度建设的。例如，在专利法中，对专利申请后提出进行实质审查的期限，到底多少年适宜呢？日本过去是7年，现在修改为3年（第48条之3），这就是一种创新制度的需要。7年是一种相对守旧的文化，而3年则是一种创新文化。又如，对实用新型和外观设计的保护年限问题，也是涉及到保持创新问题。就现状而言，许多所谓的专利技术（多指实用新型和外观设计方面），在应用不到2、3年就被淘汰，相对于10年的保护期来说，这种保护就没有能够维持创新秩序。因此，在科技一日千里的当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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