遍项的面具下。正如民众煽动家一定会诉诸真理、本质规律、以及永恒的必要性一样，这个历史学家也一定会诉诸客观性、事实的精确性以及过去的既定性。这个民众煽动家会否认身体，以便确立一个没有时间性的观念的主宰地位，而这个历史学家会抹去自己的个体性，以便其他人可以登台发言。因此，他就专门反对自己：对自己的偏好缄默不语，克制自己的不快，模糊自己的视角，代之以一种普适的几何学虚构。他模拟死亡以便进入死者的王国，去获得一个没有面孔，没有名字的准存在（quasi-existence）。在这个历史学家抑制自己个人意志的世界上，他能够向他人表明一个最高意志的必然规律。通过抹煞自己知识中意志的所有痕迹，他将从认识对象的角度找到永恒意志的形式。历史学家的这种客观性颠倒了意志和知识之间的关系，同样，这种客观性就是一种对神恩、终极因和目的论的必然性的信仰。历史学家属于禁欲者的家族。“我受不了那些研究历史的充满欲望的阉人，禁欲理想的娼妓；我受不了那些编造生活的苍白的坟墓；我再也受不了那些萎靡不振的疲惫东西，他们卖弄聪明，带着一种客观的眼光”。[45]

　　至于历史学的出现（Entstehung），它的出生地是在19 世纪的欧洲：在这块混血和杂种的国度，在这个“人种混合”的时代。与那些文明鼎盛的时刻相比，我们就成了野蛮人：在我们眼前，满目可见已成废墟的城市和难以索解的纪念碑；我们伫立在残垣断壁前；我们问，这些空空如也的神殿是哪些神曾经居住的。伟大的时代既少有这种好奇心，也少见我们这种过分的虔敬；伟大的时代无视它们的前辈：古典时期就曾无视过莎士比亚。欧洲的衰落给我们提供了一个巨大的场景，展现了一个已经消亡、已经逝去的强大时刻，而这一场景的性质就是要再现一出戏剧；由于没有铭刻我们自己的功业、属于我们的纪念碑，我们就生活在一堆道具中。但是，问题还不只这些。欧洲人不再知道他们自己是谁；他们无视自己种族的混杂，而寻找一个该他扮演的角色。他们缺乏个体性。我们因此可以开始理解19 世纪自发产生的对于历史的爱好：力量的贫乏和那些抹煞了一切个体特征的混杂所产生的结果和禁欲主义的苦行所产生的结果是同样的；19世纪的欧洲人没有能力创造，没有自己的作品，它需要依赖往昔和别处的成就，所有这些都迫使历史学陷入平民的卑下好奇心。如果这就是历史学的谱系，那么，它如何使自身成为一种谱系学的分析呢？为什么它没有成为一种煽动民众的或宗教性的知识呢？它何以可能在这同一舞台上改换角色呢？只有当人们攫取了它，掌握了它，并转而用以反对它的出身，才有可能。实际上，这就是Entstehung 这个词的本义：它并不是经过一段长期准备后不可避免的结果，而是一个场景，在此，各种力量冒险、敌对，在其中竟胜；但在此，它们也可能被征用。形而上学出现的地方就是雅典的平民煽动，苏格拉底发自平民立场的嫉恨以及他对不朽的信仰。而柏拉图本可以攫取这种苏格拉底哲学，转而反对这种哲学。很可能，他总想这样做，但他失败了，失败却使他成了形而上学的奠基人。19世纪的问题与此很相近：要避免象柏拉图对待苏格拉底那样来对待历史学家的平民禁欲主义。不要把平民禁欲主义放在历史哲学内，而是要从禁欲主义的产物出发，将其全盘粉碎；必须掌握历史以使之为谱系学所用，也就是，完全用来反柏拉图。只是这时，这种历史感才会完全摆脱超历史的历史学。

　　7、这种历史感有三种用法，与柏拉图式的三种历史学模式针锋相对。首先是戏仿（parody）的用法，用来破坏现实性，与作为回忆或认可的历史学主题针锋相对；其次是分解的用法，用来破坏身份（identity），与作为连续性或传统的历史针锋相对；第三是献祭的用法，用来破坏真理，与作为知识的历史针锋相对。无论如何，这就是使历史摆脱与记忆模式（无论该模式是形而上学的，还是人类学的）的联系，使历史成为一种反记忆，并在历史中展现一种完全不同的时间。

　　首先是这种戏仿和滑稽的用法。这样一位历史学家向这个血统混杂的无名欧洲人（他不再知道自己是谁，也不知道他该用什么名字）提供其他多种可替换的身份，这些身份比他自己的身份更为个性化，也更具现实性。但是，一个有历史感的人不会为这种替换所欺骗，它只是一种伪装。历史学家们曾为法国大革命提供了罗马的典范，为浪漫主义提供了骑士的盔甲，并且向瓦格纳时代提供了一位日尔曼英雄的战剑，这些都是艳俗的古装，古装下的非现实性一直延伸到我们自己的非现实性。让某些人去信奉这些宗教吧！让他们去拜洛伊特去纪念一种新的彼岸吧！让他们去成为兜售空洞身份的旧货商吧！好的历史学家，这种谱系学家，将知道如何设想这种化妆舞会。他将不会过分严肃而置身其外；相反，他将竭尽所能将这个舞会推到极致，举办时代的盛大狂欢节，在这个狂欢节上，诸多面具将不断重现。不是把我们苍白的个体性等同于往昔确定无疑的身份，而是通过对身份的重现，使我们“非现实化”。重新佩戴这些面具——霍亨斯陶芬王室的弗利德里克大帝、凯撒、耶稣、狄奥尼索斯，或许还有查拉图斯特拉——重新开始历史的滑稽戏，我们将会在我们的非现实性中重现上帝更不现实的身份，而正是上帝开始了“非现实化”的过程。也许，我们可以发现这样一个领域，在那里，原创性作为对历史的戏仿和对上帝的搞笑再次有了可能“。[46]在这里，我们认出了《不合时宜的沉思》的第二部分称之为”纪念碑式的历史“的戏仿：这种”纪念碑式的历史“用来重建历史变迁的高峰，并将其保持在永远的在场状态，根据它们内在本质的标记来重新发现功绩、行动和创造的历史。但是，在1874年，尼采指责了这一历史，指责这是一个完全专注于崇拜的、禁止进入生活的实际激情和创造性的历史。他生前最后撰写的一些著述中出现的模仿就用来强调：”纪念碑式的历史“本身就是一种戏仿。谱系学是一种狂欢地参与的历史。

　　历史的第二种用法是对身份的系统性分解。因为这种身份是非常脆弱，所以我们试图在一个面具下保护它，拼凑它，因此这种身份本身就是戏仿：面具下居者无数，无数的灵魂也在那儿争一席之地；各种系统彼此交错、互争高下。当人们研究历史时，他“不象一个形而上学家，而是乐于看到隐藏在自我中的，不是一个不朽的灵魂，而是许多会死的灵魂”。[47]而就在这样每一个灵魂中，历史学发现的不是一个被遗忘的、急切渴望复活的身份，而是一个由不同且多样的因素构成的、无法为综合力支配的复杂体系：“高等文化的一个标志就是以一种完全清醒的方式认识到进化的某些阶段，而低等的人们不加思索地就度过了这些阶段……第一个结果就是我们可以把那些与我们相似的人理解为完全被决定的系统，是不同文化的代表，也就是说，他们是必然的，而且是可变的。而反过来，我们能够对我们自己的进化阶段进行划分。”[48]在谱系学的指导下，历史学的目的并非要发现我们的身份的根源，而是要投身对身份的分解。它并不寻求界定我们出现的独特开端，那个形而上学家们许诺我们将返回的家园；它寻求的是彰显穿过我们的一切非连续性。在《不合时宜的沉思》看来，“好古历史学”追求的是相反的目标。它寻求我们的现在所扎根的土地、语言和邦国的连续性，并且，“精心地培育那些永存的东西，为后代留下人们出生时的那些条件”。[49]《不合时宜的沉思》指出了这种历史学的危险，它泥古不化，妨碍创造性。稍后（其实在《人性的、太人性的》一书中就早已出现），尼采又再次谈到了好古者的任务，但却是从完全对立的方向出发。如果谱系学想要提出与我们诞生的国度、我们讲的语言或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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