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忽小。历史知识很容易就把握了本能的缓慢转化，把握了那些一旦加诸自身就会无情地毁灭自身的运动。[35]我们都相信，无论如何，身体只服从生理规律，我们相信，身体不受历史的影响，但这也是错误的。这个身体是为一系列体制塑造出来的；它习惯于工作、休息和节假日的节奏；食物或价值，饮食习惯和道德律法以及其它一切类似的东西，毒化了身体；但它也形成了一些抵抗力。[36]“效果”史与传统历史的不同之处就在于它没有常项。在人——即使他的身体也不例外——当中没有什么东西是足够固定的，可以作为自我认识或理解他人的基础。传统历史在面向过去时，是在历史的总体性中去把握过去，它让我们追溯过去时把它看作一个被动的连续运动，这些东西都必须予以系统地铲除。因此，我们就必须摒弃上述所有这些旨在认定一致性，以安慰作用的游戏。知识，即使是打着历史的旗号，也不是指“重新发现”，尤其不是指“对我们自身的重新发现”。当历史在我们自身的存在中引入非连续性时，历史就成为“效果”史了——因为历史使我们的情感分化，使我们的本能戏剧化，使我们的身体多样化，并让它们自相对抗。“效果”史从未囿于那种保证生命和自然的稳定性的自我，并且效果史不允许自身被冥冥之中一种顽固不变的力量带向千年王国的终点。它掏空了人们喜欢给它设立的基础，并猛烈地攻击人们妄称的连续性。这是因为知识并非是用来理解，而是用来分解（trancher）。

　　就此而言，我们可以抓住尼采所理解的历史感的特征，那种与传统历史相对立的效果史的历史感。效果史颠倒了通常在一个事件的爆发与连续性的必然性两者之间确立的关系。整个历史学（神学的或理性主义的）的传统都倾向于把独特事件化入一个理念的连续性之中，化如一个目的论运动或一个自然的链条中。然而，“效果”史是从事件最独特、最鲜明的地方使事件显现出来。因此，事件就不是一次决定，一项条约，一段统治，或一场战斗，而是相互对立的力量构成的一种关系，是被篡夺的权力，是以子之矛、攻子之盾，是一种使自身脆弱、松懈，并毒化自身的支配，是一个带着面具的“他者” 的出现。在历史中起作用的力量既不是由命运，也不是由机制所控制的，而是战斗导致的机遇的结果。[37]它们没有呈现为一种原初意图的一连串形式，也没有采取一种结局的形态，因为这些力量总是体现在事件的随机独特性上。与那个完全由一个神圣蜘蛛织就的基督教世界相反，而且也不同于分裂为意志王国和宇宙的巨大无价值领域的古希腊世界，效果史的世界只知道一个王国，没有神意或终极因，只有“必然性的铁臂摇动着机遇的骰子盒”。[38]机遇并不简单地是抽签，而是在每一次试图通过权力意志来掌握机遇的尝试中，却导致了更大风险的机遇，从而增加了机遇的赌注。[39]我们所知的世界并不是这个样子：一个归根结底是简单的世界，只剩下本质特征、最终意义或它们初始的和最终的价值，事件都消失不见了。相反，这个世界是由大量错综复杂的事件构成的。如果它看上去似乎“色彩斑斓，饱含深意”，那也是因为它是由一“大堆错误和幻觉”[40]产生的，而这“大堆错误和幻觉”却藏而不露。我们经常希望历史学家能证实我们的信仰：现在是基于深刻的意图和不变的必然性之上的。但真正的历史感认定的却是，我们存在于无数遗失的事件堆中，没有里程碑，也没有一个原初的坐标。

　　效果史还可以颠倒传统历史学因为依赖形而上学而确立的那种亲疏远近的关系。传统史学喜欢把目光投向远处和高处：这是最高贵的时代，最高雅的形式，最抽象的观念，最纯粹的个体性。传统史学通过尽可能接近它们来完成这一点，将自己置于历史的高峰脚下，不惜冒接受那十足的青蛙的视角这样的危险。而相反，效果史则将目光放在近处：身体、神经系统、营养、消化和精力；它开掘那些衰败的时代，并且如果它偶尔注意到那些兴盛的时代，也带着怀疑的目光，去发现一种野蛮和无耻的混乱，但不是出于仇恨，而是充满欢乐。它并不惧怕向下看，只是这种向下看的眼光，以及它的下降是为了获得不同的视角，为了要展现散布和差异，为了使事物保持它素有的尺寸和密度。效果史扭转了历史学家掩人耳目的做法，佯称要探究久远的事物，以卑微的方式接近这种给他们希望的久远（这就象一些形而上学家，他们之所以看到来世，是因为来世许诺给他们以报偿）。效果史研究最贴近的东西，但却是为了猛然摆脱它，以便从远处摆脱它（这种眼光类似医生，贴近观察是为了做出诊断，指明差异）。历史感更接近医学，而不是哲学。尼采曾说过“历史的方式或生理学的方式”[41]这样的话，这也不足为怪，因为哲学家的怪癖就是系统地否认身体，其它怪癖还包括“完全没有历史感，仇视变的观念，埃及风格”，固执地“要把终结处的东西置于开端”，“把最终之物放在首位”。 [42]对于历史学来说，有比充当哲学的婢女——也就是详细叙述真理和价值的必然诞生——更为重要的事；历史学应当成为一种关于活力和衰败、高峰和退化、毒药和解毒的鉴别性（differential）知识。它的任务是成为一种治疗科学。[43]

　　最后，效果史的最后一个特点是它不惮于成为视角性的知识。历史学家千方百计想在他们的作品中抹去某些因素，因为这些因素暴露了他们在观察时的地点、时间和立场，以及他们不可抗拒的激情。尼采理解的历史感，有它的视角，而且承认历史感并非不偏不倚的体系。它从特定的角度出发观察，带着特有的偏好加以褒贬，去追寻毒药的痕迹，找寻最佳的解药。在观察的东西面前，历史感并不刻意隐藏自己的视角，它也不寻找规律，把所有运动归结为这种规律；这种眼光既知道它从哪里来，也知道它观察的是什么。这种历史感使知识得以在认知活动中从事谱系学研究。效果史从它所处的位置出发，垂直地建构了历史学的谱系学。

　　6、在这种历史学的谱系学中，尼采将历史感同历史学家的历史联系在一起。它们共有一个开端，不纯而且混杂；它们有同一个迹象，在这一迹象中，人们既可以辨认出病症，也可以识别某种了不起的品种的萌芽。[44]它们同时出现，后来才走上了不同的道路，既然如此，我们的任务就是一并追寻它们共同的谱系。

　　历史学家的出身（Herkunft）很清楚：它的出身卑微。历史学的特点之一就是不作选择：不分主次地认识一切；不分高下地理解一切；不加区分地接受一切。什么也逃脱不了它，它什么也不排斥。历史学家会说，这证明了他们既老练，又谨慎：当历史学家面对别人时，他们有什么权利强加自己的品味？当他面对过去的事实时，他们有什么权利强加自己的偏好？他历史学家的错误就在于他们完全没有品味，粗疏，但实际上正是这种没有没有品味和这种粗疏，才企图自命不凡地以通俗方式搜求卑下的东西。他们对所有乏味的东西照单全收；或者毋宁说，对这些本该令人厌倦的东西却自得其乐。他看上去客观公正，实际上却偏偏不承认任何伟大，并将一切归结为最平庸的共性。任何东西都不会超过他；如果他想有所了解，并且了解一切，也是为了侥幸发现日渐琐细的秘密：“卑下的好奇心”。历史来自何处？来自平民。历史向谁说话？向着平民。而且，历史对平民的话语非常象一位民众煽动家的腔调：“没有谁比你们更伟大，你们这些好人，任何自称比你们更高的人都是恶”。历史学和民众煽动家如出一辙，随声附和：“没有什么往昔比你们的现在更伟大，而我的细致知识将向你们表明，历史上所有那些显赫人物，实际上都渺小、邪恶、不幸。”这种历史学家的先辈可以上溯到苏格拉底。

　　但这种民众煽动家必定是虚伪的。他必定是将自己独特的怨恨掩藏在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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