弱了对抗性。
    其二台海局势和国际关系的结构性改变，也会在一定程度上削弱台湾政党政治的对立性格。过去的三十年中，中国经济快速发展，国际地位不断提升，两岸联系和沟通交流不断加强。这种局面产生的结果是明显的：一方面，台湾问题在东亚地缘政治中的地位不断下降；另一方面，两岸交流的发展使得两岸的对立与对抗已经成为不合时宜的政治选择。以此为出发点，两岸问题只能是在“九二共识”基础上通过协商方式解决。所以，不管从哪个方面说，激进的“台独”诉求面临越来越大的困境。这种局面将会逐渐改变台湾岛内对两岸关系走向的认知，对岛内意识形态的分布产生缓慢影响。
    其三两个主要政党对基本诉求的调整及其对民众政治认知的整合程度。在两岸关系持续改善的情况下，民进党可能会向务实“台独”的方向调整自己的诉求。所谓的“务实台独”，就是与大陆打交道时应“立场清晰坚定、态度善意互惠，政策务实弹性。”(21)民进党“务实台独”的核心在于，在两岸关系日益发展的情境下面寻求坚持自己“台独”政治立场的合适路径，以“民主性”、“主体性”、“开放性”为包装，以民进党版本的解释垄断对“台湾主体性”理论的诠释权，并以此来定位民进党在台湾政治中的坐标。同时，国民党也在用自己的方式解释“台湾主体性”和“台湾主体意识”，力图以自己的模式重新塑造民众对两岸关系和台湾发展前途的基本认知。如果未来两个政党的价值建构能够减少台湾社会意识形态的歧异程度，可能会导致台湾的政党政治向趋同性的两党制发展。
    当然，能否很快地根据形势变化进行政策调整，对各个政党来说不能一概而论。这里其实牵涉到政党的适应性问题。一个国家或者地区的政党必须对环境保持着高度的敏感性并不断依环境的变化调整党的基本结构和基本政策诉求，才能生存下来，并不断扩大政治版图。(22)这种源于外在环境压力而进行的适应性调整，也就是通常意义上所称的政党及政党体制的“弹性”。以历史的经验观之，台湾社会的政党政治发展就是不断调整的产物，“由于经济的长期快速发展及其生活条件的改善，加上高度的城市化和社会变迁，”以及随之而来迅速发展的中产阶级的扩张和政治表达意愿的出现，台湾政坛传统的政党体制和政治体制不得不在这种压力下进行重大改革。(23)当然这种适应性并非政党先天具备。一般来说，政党的年龄越长，在应对环境变迁的时候往往会表现出越强烈的路径依赖。例如，国民党长期以来已经习惯于利用威权时期遗留下来的庞大组织进行政治动员，但是这种动员方式大都伴随着国民党与地方势力的利益交换，极易产生“黑金政治”。随着台湾民主化的推展，这种动员方式带来的负面影响越来越明显。即使这样，马英九出任党主席后竭力想改变国民党的动员方式，但显然力不从心。所以，适应性调整往往显现出被动性，也正是因为这样，适应性的形成发展与完善从某种意义上成为衡量政党组织完备性的标准之一。(24)政党的适应能力在不同的政治情境下会有所不同。大致来说，这种能力既和政治环境有关，同时还与政党自身结构以及政党内部的政治文化有关。
    相比较而言，台湾的两个主要政党进行适应性调整的难度和意愿是不相同的。国民党由于外省人的身份，在族群议题上存在着对民进党的天然劣势。所以，在“反攻大陆”的意识形态破灭以后，国民党开始正视两岸关系已经由对抗日渐缓和的现实，开始进行系统调整。2008年马英九当选，在一定程度上也可以看作是政党适应性调整的结果。相比较而言，民进党的适应性调整就困难得多。一直到现在，民进党在动员模式和主流诉求方面依然是抱残守缺，甚至力图用强力动员的方式改变政治环境。2008年下半年所出现的重回街头路线和加强抗争的决策应该是对当前政治环境改变的回应。从目前来看，民进党的主要策略是以“台湾主体意识”为中心，以“台独”为主要诉求与祖国大陆对抗，与国民党进行区隔。从本质上讲，这还是一种对抗性思维，而且，民进党也寄希望于可以通过这样的政治操作，逐渐压迫国民党的生存空间，逐渐扩大自己的政治版图，实现永续执政的目的。
    台湾两党体制的对立性格根源于台湾意识形态上的歧异性认知。如我们看到的那样，台湾社会的政治认知分歧相当大。相关的论述早已汗牛充栋，这里不再赘述。这里想强调的是，在意识形态差距如此之大的政治情境中，两党制的生存是比较困难的。按照萨托利的观点，一个社会中的意识形态距离越大，两党式样的功能就会失灵，“只有当它们先决条件是以意识形态分布最少且存在高度共识为特点的政治社会时，或者产生这样的社会时，两党制才是最好的解决方案。”(25)所以，如果未来台湾社会不能有效减少意识形态分布上的差异性，两党制极有可能是一个过渡阶段。由于目前的制度结构压缩了小党的生存空间，所以在这个阶段之后，最有可能出现的就是国民党或者民进党占据优势的一党主导制。
    注释：
    ①(美)迈克尔·罗斯金等著，林震等译：《政治学》，华夏出版社2002年，第169页。
    ②余功德：《试析台湾的“两党制”及对两岸关系的影响》，《现代台湾研究》2006年6期。
    ③(美)安东尼·唐斯著，姚洋等译：《民主的经济理论》，上海人民出版社2005年，第109-110页。
    ④这里的意识形态指具有符号意义的观点和信仰的表达形式，它以表现解释和评价现实世界的方法来形成、动员、指导、组织和证明一定的行为模式或方式，并否定其他一些行为模式或方式。见戴维·米勒、韦农·波格丹诺、邓正来等主编：《布莱克维尔政治学百科全书》，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2002年，第368页。
    ⑤当然，在逻辑上并不能推论出这两种情况下一定会出现两党制。萨托利认为不能想当然地认为两党制是以一套有利的条件(文化上同质、基本立场的一致等)为先决条件的，如果人们回首两党制国家和地区的历史发展就会发现，在很大程度上似乎是两党制培养并形成了这些有利的条件。见(意)G·萨托利著，王明进译：《政党与政党政治》，商务印书馆2006年，第281页。
    ⑥(25)(意)G·萨托利著，王明进译：《政党与政党政治》，商务印书馆2006年，第270页、第281-282页。
    ⑦此处的“意识形态”其实是一个多重结构叠加的概念，包含了身份认同、国家认同、统“独”选择等内涵。见孙升亮：《三重结构下的台湾统“独”民意探析》，《台湾研究优秀成果奖获奖论文汇编(2009卷)》，九州出版社，2010年8月，第114-125页。概括起来说，台湾政党认同的两端是对“台湾主体意识”的不同理解，国民党强调在现有架构下的发展导向，而民进党比较强调新的“国家认同”建构导向。
    ⑧有学者认为，在单一选区相对多数选举制下，多数选民希望候选人在政见诉求上不要标榜太强烈的意识形态色彩或太偏激的言论，而是以人们较关切的事务及公共政策、福利政策等作为选举时的主要诉求。见严泉：《台湾选民投票行为的影响因素分析》，《台湾研究》2005年4期。这里基本沿袭了唐斯的分析路径，所谓“温和两党制”的形成是以投票人的理性和社会的同质性为基本理论假设的。在唐斯以“理性人”假设为前提的政党模型中，趋同性的两党制是可欲的。但是唐斯并没有涉及政治文化及心理因素对选民投票行为的影响，也无法处理“选民非理性投票”的问题。
    ⑨彭维学：《“台独”的社会基础》，九州出版社2008年，第42-62页。
    ⑩(德)罗伯特·米歇尔斯著，任军锋译：《寡头统治铁律》，天津人民出版社2003年。米歇尔斯认为，在政治动员过程中，政党领袖的形成具有赖以存在的心理基础，而领袖与支持民众的互动过程本身也可能引发领袖心理的畸变。法国学者勒庞认为，现代条件下的社会动员使得支持群众对于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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