会相互联系与相互影响。就实质影响来说，它不是种种因素的累加，而是在交互作用下产生的加乘效果。(11)族群特征的自我标定需要不断强化族群区隔。有学者认为，台湾的政治发展从一开始就走上了“族群政治”的歧途。一些持有极端意识形态的政治力量为获支持，通过唤起族群集体悲情记忆来动员群众，以被剥夺的危机感来刺激选民，进而将这样一批情绪化支持者固化为政党的“基本盘”。民众对政党的认同和选择，情感因素占据主要成分。族群政治打破了在成熟民主社会中以议题结盟的游戏模式，而出现近乎永久性的结盟。(12)可以认为，自50年代以来台湾的党外运动发展就是在族群斗争和族群支配下政治权力重新分配的背景下展开的。民进党上台后，台湾社会的族群问题不但没有解决，如我们看到的那样，反而不断强化，以“本省人”与“外省人”区隔为基础建构起来的“本省人认同”，成为民进党巩固支持者重要手段，借政治斗争中族群界限的不断强化建构了二元对立政党认同的心理基础。泛绿势力一直没有放弃过对族群议题的操弄，不过在不同的时期具体手法不同而已。例如，由于“爱台湾”与“不爱台湾”的二元对立论述已经臭名昭著，所以在2008年的最高领导人选举动员中，民进党采用了隐性语言进行族群分化。相较而言，显性群族语言易遭致民众反对，但隐性族群语言不直接用负面、污辱性字眼，欺骗性更强。
    统“独”矛盾也一直是李登辉以降诸多政治人物分化政党认同的重要工具。自李登辉时期台湾开始真正意义上的“选举政治”以后，在政治人物的刻意操作下，“台湾由国民党戒严时期的大中国化逐渐偏向去中国化的另一种极端，在认同混乱的态势中，一部分民众转认同民进党的分离意识形态。这部分人构成了民进党基本教义派的基础。”(13)在李登辉和民进党不遗余力地推动“去中国化”运动和操作两岸关系的背景下，在国家认同问题上，政党认同的政治区隔功能日益加强，进而异化为台湾社会政党认同两极化倾向的主要分歧点。
    同时，选举制度的调整强化了两党制的对立性格。制度主义认为，政治制度是持久的政治实体，它们一般不会因为政治行为者的意志而立刻改变。这是所有政治制度分析流派的核心原则。(14)在制度主义视角下，政党政治受一定规则的约束，这些规则对于政党政治发展的基本样态会产生重要影响，其中包括政党政治的基本运行方式，政党的伦理观念以及基本组织形式等。同时，制度演变与政党政治的发展显然是一个互相推动和影响的过程。毫无疑问，制度会影响政党的政治取向和行为模式。但反过来说，政党本身也具有一定的自主性，在其发展过程中，会力图强化对自己有利的政治制度，改变对自己不利的政治制度。
    选举是政党政治的核心内容之一，选举制度对政党生态的影响是刚性的。目前台湾的选举制度大致可以分为三种：一是各级地方行政首长选举所使用的“单一选区相对多数制”；二是“立委”选举中采用的结合单一选区相对多数制和比例代表制的“单一选区两票制”；三是“复数选区单记非让渡制”，主要存在于“直辖市”议员、县市议员乡镇市民代表选举中。总体来看，单一选区相对多数制是占优势的选举制度。
    按照法国学者迪维尔热的观点，在单一选区相对多数制下容易形成两党对决的局面，选票倾向于向两个主要候选人集中。(15)也就是说，单一选区相对多数制的设计对大党是有利的，而对小党则极为不利。(16)除非具有强大的地区性基础和有力组织，小党基本没有当选的可能。这里需要提到的是，在“立委”选举中，由于台湾采用的是并立式的单一选区两票制，其比例代表制的部分并不能给小党提供更多的生存空间。于是，在台湾的“立委”选举中非常可能产生“选票转移”现象，即选票向同质性政党转移，在台湾表现为新党和亲民党的选票向国民党流动，“台联党”的选票则向民进党流动。这种情况在2008年“立委”选举中已经得到了体现。因此，单一选区相对多数制在台湾产生的直接效果其实就是加速了政党重组，加快了两大党整合的步伐。但是在“复数选区单记非让渡制”选制下，每个选民只能投一票，候选人也不能将自己所得的选票转移或让渡给其他候选人。候选人当选的难度并不大，一些力量较小的第三势力、或者是独立参选的候选人也可能有生存空间。在这种选制下，候选人所要努力争取的，并非多数选民的认同，而是少数足以保证其当选的选民支持。因此，凸显个人色彩或以偏激路线满足部分选民需求，取得他们支持就成为候选人巩固“铁票”或争取游离票的重要手段。(17)不过，由于实行“复数选区单记非让渡制”均是较低层级的选举，选民关注的焦点往往是地方性的民生议题，这在客观上对意识形态议题会产生压缩的效果。
    这里需要讨论的问题是：台湾单一选区相对多数占优势的制度结构会削减台湾两党制的对立性格、增加两党政治的稳定性吗？笔者觉得未必。其实，制度结构本身未必一定会加剧政治对抗或者缓和政治冲突。李普塞特认为，“稳定的民主要求在对立的政治力量之间保持比较缓和的紧张局面。”而政治的缓和局面由于该制度具有在新问题出现以前解决关键性问题的能力而易于形成。(18)易言之，稳定的民主制度取决于该制度消弭冲突的能力。这种判断对于两党政治也是适用的。决定两党政治对立性强度的因素是社会基本结构及其各个部分的相互关系。单一选区相对多数决的制度“能制造稳定两党制的神话只有在同质性高的社会方能发生，万一某国或地区内部有很大的国家认同、种族、宗族之争，单一选区这种胜者全拿的选举方式只会发生更多的暴力与对立。”(19)台湾政党政治能否走向趋同性两党制的关键因素是这些社会矛盾和社会分歧能否消除，但这却不是当前选举制度所能解决的问题。
    三、台湾对立性两党制的演变趋势
    自上个世纪80年代以来，台湾政治系统中威权体制逐步瓦解，台湾政党政治所面临的制度结构、民众的政治认知结构、两岸关系与国际关系结构都发生了巨大变化，台湾的对立性两党制正是在这种变化中化育出来。不过，台湾的社会转型并没有最终完成，这意味着台湾社会的政治认知仍然处于动态变化当中，影响对立性两党制的各种因素也处于不断变动当中。概括来说，主要有三个方面的因素可能影响台湾对立性两党政治的发展方向：
    其一台湾社会的理性化趋势开始加强，这在一定程度上改变了意识形态的分布状态。政党政治的发展在一定程度上说是一个不断试误的过程。在这个过程中，政治竞争所带来的成功经验和失败教训都会引发社会对政治制度本身及其背后政治文化的思考，并转而成为一种新的诉求推动政治制度和政治文化的嬗变。以民进党不遗余力推行的族群政治动员为例，民进党自90年代开始推行的族群政治动员在为自身带来了政治利益的同时，也给台湾社会造成了巨大伤害。正是在这个过程中，民众对族群政治动员的危害产生了越来越多的反省和检讨。有学者认为“台湾民间的这些思考可能会给台湾民主政治带来一些希望，”因为民进党这种以族群动员为中心的政治模式使民主失去了应该具有的价值内涵，从而台湾社会面临民主“伪化”的问题。(20)同样，在陈水扁及民进党高层弊案浮出水面之际，民众对“本土”和“清廉”的关系也会重新进行思考，从而使民进党的“本土”诉求面临着动员力缩减的尴尬处境。以上这些变化可能是隐性的，但是在经历了选举的表达之后，必然会对政党的动员模式和主要诉求产生一定影响。台湾社会理性化的趋势意味着，虽然台湾社会的政治分歧仍然存在，但是对于公平、正义等基本政治价值的认知同一性程度在提高。这种情况会对选民投票偏好的两极化倾向产生冲击，增加了投票行为的复杂性，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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