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篇论文由5var5VAR论文频道为您收集整理，5VAR论文频道http://paper.5var.com将为您整理更多优秀的免费论文，谢谢您的支持]【内容提要】从蒋经国到李登辉持续推动“本土化”，使得台湾政治力量对比发生变化，引发一系列政治变革。本文通过考察“本土化”如何成为台湾政治转型的主要动力并影响政治转型进程，发现当代台湾政治转型进程具有紧密联系的双重内涵：一是“中华民国”政治体制在台湾本土化，二是台湾政治运作过程民主化，两者共生发展、双面一体。在此基础上，提出台湾的政治转型可以看作是“本土化”推动下的威权体制的民主化，这是台湾政治转型区别于其他国家和地区民主化的最大特点。 
 
【关 键 词】台湾/国民党/民进党/政治转型/本土化/民主化 
【正 文】
    近年来，很多人津津乐道中国台湾地区的民主化，认为台湾①新兴的民主制度有其自我生成的动力。不过，当年号称“台湾民主之父”的李登辉却表白台湾民主化光环背后的本土化动因与目标。1998年，经过四次“修宪”后权位稳固的李登辉吐露心声：真正驱动台湾民主化的关键就是“本土化”，用一句话来说就是“身为台湾人的悲哀”，驱动他“将国民党政权本土化，希望使台湾成为台湾人的台湾。”②2000年，国民党在“总统选举”中败选，李登辉下台后回顾台湾政治转型进程，公开承认：“台湾的民主化究竟有何目标？简单来说，就是台湾的本土化。”③日本政治学者若林正丈从历史演变的角度，强调“台湾化”(本土化)对于民主化的重要意义：“在台湾，民主化即是台湾化，对部分人来说，台湾化是追求民主化的附属产品……不过，或许另有更多人因为渴望台湾化，才认可民主化的必然。”④今天，当台湾不分蓝绿阵营都宣扬“台湾主体性”的时候，李登辉和若林正丈的说法启发我们进一步认识台湾政治转型的本土问题意识和本土社会动力。本文探讨本土化背景下台湾主要政治力量如何博弈、如何促进政治制度演变，重新审视台湾政治转型的动力与进程，分析其中本土化与民主化的关联，以期比较全面、客观地认识当代台湾地区的政治转型。
    一、中国台湾民主化研究的限度
    过去20多年来，台湾学者和国际学者十分重视台湾政治转型研究，相关文献比较丰富，基本上把台湾的政治转型看作美国政治学家亨廷顿(Samuel P. Huntington)所称“第三波民主化浪潮”的典范，其长处和贡献在于从中国台湾经济—政治关联发展的“现代化理论”范式分析国民党与台湾民主转型的关联。对台湾民主化进程⑤、国民党“党国”体制演变⑥、“宪政改革”⑦、派系政治⑧、政党认同与政党形态⑨等问题作了深入研究。不过，应该指出，民主化并非最近20多年来台湾政治发展的全部内容，民主化研究范式有其限度。中国台湾地区政治体制转型的主要内容，不仅包括解除“戒严”体制、全面开放定期选举、多党竞争和党政分际、调整权力制衡机制等以“民主化”为名的制度变革，还有深层次的政治—社会变迁——以台湾为主体的本土认同兴起，并发展成排斥中国国家认同的政治社会思潮。这个现象，超出了民主话语的涵盖范围，其实是另一场深刻的政治变革——本土化，主要内容包括“中华民国”政治体制和政治认同的台湾化。
    由于角度的限制，不少研究忽视1988年以前蒋经国本土化政策与李登辉时期民主化的关联，也忽略了李登辉调和“中华民国”和台湾“本土意识”的努力及效应。跳出单纯民主话语的迷思，我们能够全面透视中国台湾政治转型中政治社会结构中的本土化趋势，认识本土化与民主化互为因果、一体两面的特殊性。
    二、本土化与国民党威权体制的渐变
    蒋经国时期的本土化，本质上是吸纳台湾省籍精英进入“中央政权”的人事政策，以加强国民党统治台湾地区的合法性。在此基础上启动的“政治革新”旨在改革原有“戒严”体制和威权体制的弊端，保证“中华民国”政治体制持续生存与发展，客观上引发了国民党威权体制向自由化方向的渐变。
    (一)本土化政策的起因、特点与效应
    本文所谈的“本土化”，主要指“中华民国”政治体系为了主动或被动适应台湾本土意识和本土利益的兴起而进行的政策调整、制度变革以及认同转变，亦即“台湾化”。这是1949年以后在台湾地区“省籍矛盾”的基础上产生的政治社会思潮。
    1946年，台湾光复不久，全岛总人口609万人，但1951年总人口暴增到786万人，约增加180万人，这主要是国民党携带大批大陆军民眷属赴台所致。20世纪60年代，来自大陆的所谓“外省籍”(相对于台湾“本省籍”而言)及其后裔(外省第二代)人口占全台人口的13％左右，主要是军人、公职和教师及其眷属，其中部分精英人士，受过国民党的培养以及操“国语”的缘故，很容易进入国民党把持的“中央机关”及公营事业工作。在“行政院”系统，1950-1960年的12位“行政院”部会首长全为外省籍，没有本省籍。在党务系统，1969年国民党中央委员99人，只有6人是本省籍，仅占6％，其余皆为外省籍。在军队系统，到20世纪60年代后期，在士官层级本省籍约占53％，外省籍约47％；在尉官层级，本省籍占14％，外省籍占86％；而到了将官层级，本省籍仅占1.3％，外省籍占98％⑩。可见，层级越高，本省/外省的结构越不平衡。在国民党以党领政的体制下，这部分外省籍群体除了垄断党、政、军、特之外，还控制了“立法”、“司法”、教育、警察等系统。这就造成台湾本省人感觉外省籍少数群体把握“中央政权”、统治作为多数群体的本省人的印象。这种人口结构与政治结构的特殊性，在冻结“中央民意代表”和“中央”层级公职选举的背景下，还使得国民党“中央政权”的政治合法性一直受到台湾本省人的质疑。此外，由于1947年“二二八事件”和20世纪50年代“白色恐怖”的阴影，给这种外省主宰本省从属的关系，带来长期的敌对与不信任情绪。这种人口—权力分配上的结构性省籍矛盾乃是20世纪70年代以后台湾地区的政治变迁的根源与基础。
    1971年以后，由于国民党政权被迫退出联合国，一场严峻的统治合法性危机来临，既有的省籍矛盾成为重大隐患。刚刚担任“行政院长”的蒋经国不得不提出“本土化政策”，即通过吸纳台湾本省籍政治与经济精英进入“中央政权”，来化解这场政治危机(11)。蒋经国的本土化政策，只是整个“本土化”的初始环节，该政策有助于缓解迫在眉睫的国民党世代权力交替问题，达到“革新保台”的目的，暂时得到国民党内外各方势力的认可(12)。
    本土化政策选拔的新一代政治经济精英，有如下几个特点：一是以台湾省籍为主；二是年轻且学有专长，一般是50岁以下的专家型人才；三是社会形象良好，当时被称为“青年才俊”。其中部分人士如许信良、张俊宏在时任“救国团”主任的李焕支持下，改组《大学杂志》，倡导政治改革，成为新兴的改革群体。蒋经国还在阳明山“革命实践研究院”开设“国家建设研究班”，从中选拔培训党政军的接班人，其中台籍本省人和外省人比例接近。
    20世纪70年代以后的台湾党政高层中，台湾省籍的精英比例大幅度提升。1972年后，台湾本省籍内阁阁员的比例由11％增加到29％，此后，“行政院副院长”、“内政部长”、“交通部长”以及台湾省主席、台北市长都由台籍人士担任。1975年蒋介石去世，虽然依法由“副总统”严家淦继任“总统”，但蒋经国经过蒋介石多年来的刻意培养，已经总揽党、政、军、情系统的大权，并接任国民党主席。此后，国民党中常委中台籍人士的比例大幅增加，到1987年蒋经国去世前夕，台籍中常委比例已达到半数。1978年蒋经国接任“总统”，同时安排台籍谢东闵任“副总统”，以显示省籍平衡意味。1984年，蒋经国提名本土化政策下培养出来的李登辉竞选“副总统”，而当时俞国华内阁中台籍阁员比例已达到36％(13)。1987年，蒋经国支持台籍黄尊秋和林洋港分别出任“监察院院长”和“司法院院长”。
    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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