经国的本土化政策对台湾政治转型产生了深远影响。首先，对国民党体制内精英心态的影响。在威权体制下得到栽培的很多本省籍精英成为国民党政权体制的既得利益者，因此，在20世纪80年代末、90年代初政治反对派转向激进之时，选择了体制内改革道路。其次，对政治转型方式的影响。由于国民党当权派与政治反对派都具有台湾省籍的本土属性，台湾“朝野”政治冲突的背后，潜伏着大量政治交易与合谋，避免冲突扩大。在此背景下，台湾所谓的“宁静革命”，亦即渐进、温和的政治转型方式，才有可能的空间。最后，对政治改革焦点问题的影响。经过蒋经国十几年在本土化名义下的精英增补后，国民党政权的整体本土化，亦即台湾化，已经成为一种明显的趋势，国民党中常会、“总统府”、“行政院”、“监察院”、“司法院”等核心机构的重要人事都发生了结构性的省籍变化。在整个“中华民国”政治体系中，只剩下“中央民意机关”和军队系统没有变化，前者直接涉及代表的合法性问题，成为后来政治变革的焦点。
    (二)本土政治反对运动对国民党的压力
    1949年以后，国民党政权根据《动员戡乱时期临时条款》(14)、《戒严令》、《总动员令》及大量配套的法律、法规在台湾进行威权统治。1972年以后，由于对政治改革手段策略看法上的分歧，以《大学杂志》为问政平台的本土“青年才俊”群体，开始出现分裂。一部分本省籍国民党地方精英开始与国民党体制外的反对势力结合，与国民党推出的候选人争选公职。1975年8月，黄信介、张俊宏、康宁祥等创办《台湾政论》杂志，其参与者都是清一色的台籍人士，不仅继承《大学杂志》的自由主义理念，而且参与地方选举，以实际行动反对国民党。1977年11月，在台湾五项地方公职人员选举中，国民党遭到迁台以来的首次重大挫折，不仅爆发了群众为抗议国民党选举舞弊而焚毁中坜警局的“中坜事件”，而且让党外人士一举赢得了4个县市长、21席省议员和6席台北市议员席位。在1978年的增额“中央民代”选举中，黄信介、林义雄、施明德等人组织“台湾党外人士助选团”，第一次进行全岛巡回助选造势。
    1979年8月，许信良、吕秀莲、张俊宏、施明德等党外人士创办《美丽岛》杂志。1979年12月，《美丽岛》杂志社和党外人士举行纪念“世界人权日”大游行，遭到军警镇压和逮捕，由此酿成“美丽岛事件”。翌年3月国民党当局受到美国国会议员的施压，不得不同意公开审判被捕的党外人士并允许媒体报道。党外人士趁机造势，宣传其政治理念，斥责情治机关的残暴，得到台湾社会广泛同情与支持，对国民党威权体制产生巨大的冲击。“美丽岛事件”爆发后党外势力积极开展社会动员，活动更加频繁，江鹏坚、尤清、陈水扁、谢长廷、苏贞昌等辩护律师群体从此走上政治舞台。1983年，谢长廷组建“党外中央后援会”，此后“党外编联会”与“党外公政会”相继成立，为组织反对党做准备。1986年9月28日，党外各派合流，突破“党禁”成立民主进步党。1989年，台湾三项地方公职人员选举(指省议员、县市长、县市议员选举)中，首次出现国民党、民进党两党竞争的态势，民进党获得将近40％的选票，给国民党带来严峻的压力。
    与此同时，在“戒严”体制下，台湾的军、警、宪、特构成严密监控社会的暴力机关，制造大量冤案，严重践踏了台湾的人权，台湾社会的不满情绪与日俱增。1980年“林宅血案”(15)、1981年“陈文成命案”(16)、1984年“江南命案”(17)等残酷迫害政治反对派的政治案件，激起了台湾社会公愤，重伤蒋经国和国民党的形象。台北第十信用社(“十信”)由于金权勾结腐败，出现大量不正常放款及库存资金不足，于1985年2月崩溃破产，10万多人受害，一时民怨沸腾。为此，蒋经国决心着手彻底整顿党风，大幅革新政治体制。
    (三)“政治革新”启动
    本土化政策为蒋经国启动政治革新和李登辉推进民主化奠定政治前提。对国民党而言，1947年公布实施的“中华民国宪法”乃是国民党政权的“法统”标志，可以被冻结，但却不可以废止。因此，蒋经国推动的政治革新，主旨是恢复正常的“宪政”秩序。这与台湾民间社会和反对派的政治诉求有一致性，使得这场“革新”能迅速冲破国民党内部保守派的掣肘，并且在蒋经国去世后继续下去。
    1986年3月底，国民党十二届三中全会召开，通过中心议题案，提出“要以党的革新结合行政的革新……带动全面的革新”(18)，蒋经国还在国民党中常会上宣称“时代在变，环境在变，潮流也在变，因应这些变迁，执政党必须以新的观念，新的做法，在民主宪政体制的基础上，推动革新措施，唯有如此，才能与时代潮流相结合，才能与民众永远在一起。”(19)这次会议之后，蒋经国成立“政治革新小组”，指示研究6大政治问题，包括制定“国家安全法”、人民团体组织法制化、充实“中央民意机构”、地方自治法制化、革新党务、调整各项政策等。国民党的政治革新从此进入实质议程。1987年7月，蒋经国最终下决心，解除长达38年的军事戒严体制，废止30种有关法令、法规和条例。1987年底1988年初，蒋经国去世前夕开放了“党禁”、“报禁”，恢复了“中华民国宪法”规定的新闻出版自由和结社自由等。
    不过，虽然取消《戒严令》，但是“动员戡乱时期临时条款”仍然存在。为了维持统治秩序，国民党当局在取消《戒严令》的同时还颁布“动员戡乱时期‘国家’安全法”，将戒严体制中有关“国家安全”的规定纳入该法。由于“动员戡乱时期临时条款”(“‘宪法’附属条款”)和“动员戡乱时期‘国家’安全法”(根据该“临时条款”和“中华民国宪法”制定的法律)的存在，台湾继续处于“动员戡乱时期”，而国民党的威权统治秩序虽然开始松动，但是性质没有改变。
    三、精英分裂、本土合流与政治转型动力
    1988年元月，蒋经国突然去世，李登辉匆忙继位，引发台湾政治继承与权力交接的波澜起伏。台湾政治转型与政治继承中的精英分裂及其后的本土势力合流提供的动力密切相关。
    (一)本土“弱王”现象与国民党高层精英分裂
    李登辉在国民党内被蒋经国当作“接班人”栽培，有一定声望，论个人形象有平民学者身份，论籍贯有本省籍优势，能得到不满国民党统治的台湾民众支持。不过，当时蒋经国留下来的权力分布比较均衡：行政权掌握在“行政院长”俞国华手中，党权掌握在中央党部秘书长李焕手中，军权掌握在“参谋总长”郝柏村手中，“国安会”掌握在“国安会秘书长”蒋纬国手中，另外蒋介石遗孀宋美龄不时影响重要人事。当年两蒋之所以能独揽大权，靠的就是在以党领政体制下身兼国民党最高领袖的地位，而李登辉在国民党政权内部并无政治班底。因此，李登辉虽然按“宪法”继任“总统”职位，但如果不掌控国民党中央，逼退“党国”体制内可能的挑战者，只能成为第二个严家淦(20)。由此不可避免地引发了国民党内部权力重新洗牌，进而影响台湾政治发展的走向。这种由“弱王”争权引发统治集团分裂的现象，在世界政治史上不乏先例。但是，李登辉固权的举动不仅造成国民党高层权力重组，而且改变了台湾政治转型的走向。
    1988年7月，国民党十三全大会召开，李登辉担任党主席并主导大会议程，重新选举国民党中常委，台湾本省籍比例第一次超过半数。十三全之后，李登辉着手布掌各方权位，首先改组“内阁”，架空“行政院长”俞国华的权力，并于1989年5月迫使俞国华辞职，由李焕接任。同时，安排宋楚瑜接任国民党中央党部秘书长，收回由李焕把持的党务大权。1989年11月，李登辉以升任“国防部长”为名把郝柏村调离掌握军令系统的“参谋总长”职位，逐步掌控军权。
    李登辉的本土化思维及行动引起国民党外省籍元老及部分新生代的反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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