免案需经选民过半投票同意，同时取消“行政院长”在“总统”人事决策上的“副署权”等。据此，1996年3月，所谓“中华民国”第一次“总统、副总统”公民直选举行，李登辉和连战搭档当选第九任“正、副总统”。
    从第一次“修宪”所重建的“国会”代表性，到第二次“修宪”所确立的“省长”与“直辖市长”直接民选，以及经由第二次和第三次“修宪”最终确立的“总统”由所谓“自由地区”直选产生，国民党政权通过一种渐进的方式，逐步强化其对内的代表性。对此李登辉十分得意，他后来公开指出：“现在的中华民国不再是以往的民国，而是拥有崭新内涵的‘新的共和’。”(27)
    由于国民党政权的体制弊端与政权代表性问题直接相关，代表性问题又与国家认同问题相关，因此台湾政治转型不可避免地引发台湾民众国家认同的错位乃至断裂。在准备启动“政治革新”时，蒋经国意识到必须采取措施控制政治改革的范围，为此曾提出“反台独、反共产和反暴力”的三项原则，据此，1987年颁布的《动员戡乱时期国家安全法》规定人民集会结社不得主张“分裂国土”。但在李登辉当政下，“自由民主”价值高于一切，各政党均把赢得选举当作至上目标，对此规定视若无睹，而李登辉当局亦听之任之，造成台湾社会在国家认同上出现断裂和混乱。在这种背景下，“台独”思潮披着“言论自由”的外衣不断传播，分裂势力藉着历次选举走上政治舞台。在两岸分离分治的背景下，台湾本土化与民主化转型给“台独”主张和分裂势力提供了舞台，这是台湾政治转型与两岸关系演变的奇特历史命运。
    (三)新“宪政体制”与新政党政治形态
    1996年12月，在李登辉主导下国民党与民进党本土势力再次合作，召开“国家发展会议”，达成第四次“修宪”共识。1997年7月第四次“修宪”，意味着“中华民国”“宪政体制”的大改造：五权体制实际上变成三权分立，奠定了“双首长制”(dual executives system)。不过，由于国民党、民进党政党体制的影响，这种体制在实践中偏向“总统制”。根据图1概述1997年第四次“修宪”以后台湾地区“宪政”制度的内容如下：
    
    图1 台湾主要权力分立—制衡体系
    资料来源：根据《“中华民国宪法”》和《“宪法”增修条文》(1997)制图。
    第一，“总统”与“立法院”皆由定期直选产生，具有同等的正当性意义。第二，“总统”任命“行政院长”不需“立法院”同意，并与“行政院长”分享行政权力。这体现为延续“副署权”制度，但是取消“行政院长”在人事任免和解散“立法院”问题上的副署权。第三，“行政院”向“立法院”负责并接受质询，“立法院”对“行政院长”有提出并表决“不信任案”的权利(28)。不信任案通过后，“行政院长”应于10日内提出辞呈，并得同时呈请“总统”宣告解散“立法院”(此为“被动解散权”)。第四，“立法院”对“总统”、“副总统”有罢免和弹劾权，但通过的门槛很高(29)。“立法院”提出弹劾案，需由“司法院大法官”审理并组成“宪法法院”判决。第五，“立法院”对“总统”提名“监察委员”、“考试委员”和“司法院大法官”名单行使审查及同意权。此外，第四次“修宪”还通过“精省案”，冻结台湾省长及省议员选举。“精省案”使得台湾省在“中华民国”“宪政”体制下形同虚设，达到了“废省”并打击民望甚高的民选台湾省长宋楚瑜的目的，有利于塑造李登辉主张的“中华民国在台湾”的新“国家定位”。
    第四次“修宪”使得台湾“宪政”体制大局重定，此后台湾还进行了3次“修宪”。1999年，第五次“修宪”，“国民大会”企图自我延任，随后经“司法院”大法官会议判为无效。2000年，第六次“修宪”，“国大”由常设型改为任务型，大部分权力划归“立法院”。2005年，第七次“修宪”彻底废除“国大”，“立委”选举改行“单一选区两票制”。此外还通过“公投入宪”，亦即“中华民国”的“国号、领土变更和宪法修改”，必须交由台湾公民投票复决。
    
    资料来源：第二届“立委”选举资料来源为《中国时报》1992年12月20日报道，第三、四、五、六届“立委”选举资料来源：政治大学选举研究中心资料库“台湾地区近年选举结果统计”(http://esc.nccu.edu.tw/newchinese/data/election%20data01.htm)，其中“当选席次”采“区域立委”、“不分区立委”与“侨选立委”的总和，“席次比例”指各政党当选总数与“立法院”总席次比例。第七届“立委”选举资料来源：“中央选举委员会”第七届“立法委员”选举统计网址：http://www.cec.gov.tw/zh-tw/T4/s00000000000.html，其中“得票比例”采第一阶段得票率，即各党政党票得票数与总得票数之比。(另注：第二届“立法院”总席次161席，第三届“立法院”总席位164席，第四、五、六届“立法院”总席位均为225席，第七届“立法院”总席位为113席)。
    经过几次“修宪”，台湾的政党政治形态发生了很大的改变。表1整理了1992-2008年，国、民两大政党在台湾“立委”选举中的得票情况和当选席次。可以看出，1998年之前，国、民两党的得票比例“立委”席次都大致维持在五成对三成，国民党在台湾政局中扮演第一大党和主导力量。新党、亲民党和台湾团结联盟(台联党)等小党曾经短暂性地崛起，但2008年实行“单一选区两票制”(30)的“立委”选举制度以后，这些小党很难获得席位，影响力大幅萎缩。国、民两大政党有足够的实力为本党籍候选人辅选，争夺每个“立委”选区的唯一当选席次。
    在这种背景下，两党候选人都以区域选民的本土/在地需求为竞选指针，大打“本土牌”、“在地牌”的政见，同时两大政党也都以台湾的本土政党自居，争夺台湾本土利益的代表权，促使2008年以后台湾本土型两党政治成型(31)。这也是本土化驱动下台湾政治转型的一个重要内容。
    总的来说，台湾政治转型整体进程如图2所示。以本土化人事政策为基础，蒋经国的“政治革新”开启了台湾威权体制的自由化渐变。李登辉执政后，推动以“国会改选”和“修宪”为制度变革、以定期选举为核心的民主政治，建立竞争性的本土政党政治形态，“中华民国”政治制度不断台湾化，引发政治认同的台湾化。陈水扁执政后，继续推动本土化，积极建立台湾主体性，甚至推进“法理台独”。在这个过程中，本土政治势力是关键的组织力量，他们把平等的本土政治参与诉求和公开的民主政治制度相结合，既推动了中国台湾地区政治运作的民主化，也加深了“中华民国”政体的台湾化。
    
    图2 台湾政治转型进程大事表
    图表来源：作者制图
    总结
    总的来说，在独特的社会历史背景下，中国台湾地区政治的本土化与民主化具有很多共同点。首先，具有相同的对立面，亦即“中央政权”必须体现本土民众的利益代表，实现本土的民主政治参与。其次，具有相同的问题意识，亦即解散“万年国会”，重建台湾本土民意的代表制度。最后，具有相同的社会基础，亦即台湾本省籍政治精英和民众成为政治转型的直接推动者。
    由于有这些共同点，在台湾政治转型进程中，本土化与民主化是共生发展、双面一体的。一方面，从蒋经国开始到李登辉的本土化，推动了“中华民国”政权在党政人事、民意代表合法性、“宪政”体制乃至“国家认同”等发生了适应中国台湾地区本土社会现实的重大变迁，为中国台湾地区本土民众的民主政治参与开辟了道路。另一方面，台湾地区政治体制和政治运作的民主化，特别是历次台湾居民直接选举，落实了本土政治经济新要求。在此基础上，台湾地区的“宪政”体制、权力结构与利益群体紧密互动，一步一步推进政治体制转型，引发新的权力分配，促成新的公共政策。某种程度上，台湾的政治转型可以看作是本土化推动下的威权体制的民主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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