高政府官员薪金，杜绝逼良为娼；公开审判，在审理腐败案件时引进美国式的陪审团制度；学习毛泽东，依靠人民群众反腐败，搞群众运动，等等。但是问题又来了：怎么才能使这些措施付诸实施呢？看来只能依靠时间了！

　　背景资料：反腐败与舆论监督

　　政府对舆论监督的态度是非常矛盾的。一方面，政府希望借助舆论监督遏制腐败，保持稳定；另一方面，政府又担心大众传媒把腐败揭露出来会引起社会动乱，破坏稳定。于是，政府采取了自以为聪明的办法，即有控制的利用媒体遏制腐败。殊不知，一旦受到政府的有效控制，媒体也就丧失了监督政府的预期功能。这就是矛盾之所在。

　　确信舆论监督会破坏稳定的人认为，目前的腐败极为严重，老百姓之所以还能容忍，只是因为他们不明真相，一旦任由媒体暴光，公之于众，必将激起动乱，导致政治不稳定。很显然，他们是只知其一，不知其二。试想，如果早有舆论监督，会有今天这种登峰造极的腐败吗？难道报纸、电视不报道的东西，老百姓就不知道吗？继续欺骗民众，就能保持稳定吗？话又说回来，除了舆论监督，还有什么更好的灵丹妙药吗？

　　无论是在政治清明的国家，还是在腐败盛行的国家，大众传媒都是最有效的反腐败工具。而且对于今日中国来说，利用大众传媒遏制腐败，几乎不用什么追加投资，机构是现成的，设备是现成的，人员是现成的，只需下一个“开禁令”就行了。可以说，利用舆论监督反腐败，事半功倍，立竿见影。更为重要的是，大众传媒没有“激励疲软”的问题，它的自身利益决定了，它有揭露腐败的天然积极性。

　　2、经济增长是自足的吗？

　　这场金融危机带给我们的最直接的启示就是：经济增长不是自足的。经济增长不能为自己创造出持续增长的充分条件。

　　腐败可以而且必然会干扰、减缓、终止经济发展，甚至还有可能把过去积累起来的经济发展成果毁于一旦，并且危及社会秩序和政权稳定。最近的案例就发生在印度尼西亚，再往前数就是菲律宾。这类例子举不胜举，在南美洲、在非洲、在亚洲比比皆是。但是经济却不能左右腐败的命运，经济本身对腐败无能为力，经济的衰退或增长都不能自动地遏制或助长腐败。由此可见，仅有一个“硬道理”是不够的，“硬”不起来，还需要另一个“硬道理”，那就是“反腐败”。我始终坚决主张——“发展是硬道理”，“反腐败也是硬道理”，而且只有“反腐败”这个“硬道理”“硬”起来了，“经济发展”那个“硬道理”才能继续“硬”下去。因此，我们至少要把“反腐败”和“经济发展”当作同等重要的工作去抓。

　　反腐败的治本之策是改革，是制度创新。反腐败要求比经济体制改革更加广泛的改革，包括社会改革和政治改革。已经暴发和尚未暴发的金融危机证明了，单纯的经济改革是不可持续的，没有政治改革和社会改革的支持，经济改革无法进一步深入发展。经济改革孤军深入不是长久之计。

　　3、仅有经济增长就够了吗？

　　社会秩序和政治权力的基础是什么？这是统治者和政治学家共同关心的问题。

　　人们之所以接受或服从某种社会秩序（统治与被统治关系也是一种社会秩序），或是出于自愿，或是出于被迫，或是两者兼而有之。用现代政治学术语来说就是，使一种秩序得以确立的东西是合法性和强权。所谓“合法性”是指通过非暴力手段使人们接受或服从秩序的能力。“合法性”强调的是人们“自愿”接受秩序这一方面。所谓“强权”就是具有强制能力的东西。“强权”强调的是人们“被迫”接受秩序这一方面。政治学揭示的一个重大真理就是，任何秩序都不可能仅仅依靠强权来长久地维持，合法性是不可或缺的权力基础，而且随着社会的发展合法性对秩序稳定的贡献也越来越大。

　　那么秩序的合法性是如何获得的？合法性的基础是什么？或者说，人们为什么要自愿接受某种秩序呢？

　　在一些第三世界国家，秩序的合法性来自“传统”；在社会主义国家，合法性来自“历史唯物主义”；而在资本主义国家，合法性则来自“民主政治学说”。对于中国这类转型国家来说，这三种东西都不能单独为秩序提供合法性。许多领导人和政治学家断定，在转型国家，政府的合法性主要来自优异的经济增长业绩。只要吃饱喝足了，老百姓就不会闹事了。发展经济、提高人民生活水平是保持政治稳定的最最基本的策略。但是，近在咫尺的韩国和中国台湾省的经验证明了，这种判断是极其短视的。经济的高速增长并没有给韩国和台湾带来持续的政治稳定，而是导致了80年代和90年代的风起云涌的民主化运动，游行示威、街头对抗、流血冲突？？此起彼伏，愈演愈烈。可见，越是吃饱了的人，越是想当家作主。那些认为只要伙食好人们就会自愿进监狱的人，显然不理解自由、平等、公正、民主对于人特别是对于那些已经吃饱了的人的意义。

　　对于政治稳定来说，仅有经济增长是不够的，政治清明、社会公正也是不可缺少的，因为自由、平等、公正、民主本身就是人类追求的基本价值。更何况经济增长也不是自足的，持续的经济增长以反腐败和不断改善社会收入分配状况为必要前提，因而离不开政治改革和社会改革的支持。我始终坚决认为，中国政府必须同时追求“经济发展”、“政治清明”、“社会公正”三大目标，并通过“改革开放”促进“经济发展”，通过“反腐败”保证“政治清明”，通过“反贫困”维护“社会公正”。中国政府只有高举“改革开放”、“反腐败”、“反贫困”三面大旗，才能赢得长治久安。

　　4、我们想要一个什么样的未来？我们又如何走向这一未来？

　　我们想要一个什么样的未来？对于这个问题的答案，其实我们并不十分清楚。当然，我们可以泛泛地说，我们想要一个自由、民主、繁荣、富强的未来。但仅有这些显然是不够的。

　　我们已经知道了，与计划经济相比，市场经济能使我们的生活更加富裕，使经济更加繁荣，所以我们选择了市场化改革，并且取得了巨大的成功。但是，我们至今还没有清醒地意识到市场经济与市民社会的内在联系。“市民社会”是经济领域和政治领域之外的社会空间，在那里，公民进行自由的、自愿的交往。发达的市民社会意味着高度自治的社会空间，结社自由、言论自由、出版自由等基本人权已经成为制度化的公民权利。发达国家和发展中国家的市场实践从正反两方面证明了，发达的市民社会是市场有效运转的必要条件，市场需要市民社会，而且市场也将创造出市民社会。

　　同样，没有市民社会的支持，也不可能有真正的民主政治。为什么许多第三世界国家的民主政治徒有虚名？为什么发达国家的民主政治就货真价实？两者之间的关键差别，不在于法律条文，也不在于经济发展水平，而是公民的结社能力或组织化程度。只有组织起来的公民，才有能力制约政府，也只有组织起来的民众，才有能力争取并捍卫自己的权利。因此，拥有发达的民间组织是民主政治得以有效运行的根本保证。

　　我认为，中国当前最紧迫的任务，并不是推进政治民主化改革，而是进行社会自治化改革。社会自治化改革，既可以为市场的进一步发育和经济的持续增长创造条件，又可以为民主化改革奠定基础，开辟道路。从经济市场化，到社会自治化，再到政治的民主化，是改革的必由之路，也是走向理想未来的最佳途径。

　　如果在未来的30年间，中国能够顺利完成自治化和民主化改革，那就是老天保佑我中华民族命不当绝。到时候，我们可以骄傲地向世界宣告：中国用半个世纪的时间分三步跨越了传统与现代之间的鸿沟。
主要参考文献：

　　1.左然、周志忍、毛寿龙编译，《新兴现代化国家行政改革研究》，国家行政学院出版社，1999年。

　　2.《国际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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