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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发展县域经济意义重大

    县作为行政建制在我国具有强大的生命力，据说已有27个世纪的历史, “起源于春秋, 推广于战国，定制于始皇”。从秦始皇统一中国并正式设立郡县制以来，县就构成了我国最基本的行政单元，两千多年历朝历代无所断废，是最为稳定的国家行政基础，并有着“郡县治，天下兴”的说法。新中国成立后，我国继续实行了县的行政建制。作为国家政权体系中的一级重要的行政机构，县还成为我国宏观经济系统中一个重要层次，具有不可替代的地位和作用。绵长的历史沿革中我国县的数量一直保持在1000至1600个之间。当代，按不同统计口径和说法：1996年全国县（不包括县级市和区）的数目为1696个；1999年中国县级总数2109个（又一说，目前我国有近3000个县级单位）。

    县域经济在我国社会经济中占据十分重要的地位。从农村到中心城镇包括县城都属于县域经济的范畴。资料显示，目前2200左右个县域单位，面积占国土面积的90%以上，人口占全国人口的70%以上（一说有10多亿人口生活在县域内），县级经济（不含地级市中的县级区）约占全国GDP总量的70%；从山东省的情况来看，2000年前后全省17个地级市，分辖139个县（市、区），其中县级市33个、市辖区45个、县61个。县级（含市、区）经济多年来占GDP的比重一直在80%以上（高焕喜2002.9）。就是在青岛这样一个城市化程度比较高的区域范围，其县域经济产值还占其GDP的60%以上（《县级经济管理研究》2002.2期）。可见，县域经济的状况对整体国民经济的影响举足轻重。县域经济以其自身的发展支撑着县域内经济与社会的全面进步，它解决了占全国绝大多数人口的吃饭问题，是社会稳定的基础，对当前和未来全面建设小康社会，特别是对实现全国十几亿人口都能过上小康生活的奋斗目标，意义深远。

    县在我国处于“乡之首，城之尾”，是一种城乡结合部的社会综合体，是所辖区域的经济、政治、文化中心，具有向上连接城市、向下辐射乡村，促进区域经济增长和社会全面进步的综合功能，也是实现城乡二元经济结构调整的纽带。县域经济作为构成我国国民经济体系的基础单元，是一个产业比较齐全、结构比较完整、运行及调控皆具有相对独立性的功能完备的经济系统。其基本特征，一是辖领我国全部农村地区，农业经济据基础地位，是历史造就的我国农民社区的天然领地，从而使得长期以来倍受关注的所谓“三农”问题集中在县域，反映在县域，也必须最终解决于县域；二是目前我国工业企业总数的75%在县，全国中小企业中更有近98%之数在县，县域内企业多属乡镇企业，民营经济基础深厚，二、三产业以中、小企业为主体，正是要靠这样的众多企业承担起实现农村工业化、转移农业劳动力、增加农民收入、促进农业和农村产业结构调整等方面的历史性重任；三是全国小城镇基本都在县属领域，县城本身就是国家小城镇建设规划中的重点和主体目标，而加快小城镇建设是快速、有效提高我国城镇化水平、全面建设现代化社会的必由之路；四是我国东西部以及省域、地域间的县域经济发展存在很大的不平衡性，东部一些相对发达起来的县域经济和各地率先转型的县市经济，可以为西部和欠发达地区的县域经济发展提供很好的示范作用。所有这些都显示出我国县域经济的发展具有充分的机遇，强大的动力，深厚的潜力。

    当前和今后，县域经济的发展将会与我国的城镇化进程紧密相联，融入其中，受益于斯。我们看到，十六大报告中非常值得关注的一点，是在论述到农业的发展方针政策时，从新的视角积极寻找解决三农问题的道路，指明了“农业富余劳动力向非农产业和城镇转移，是工业化和现代化的必然趋势”。明确提出要统筹城乡经济社会发展，逐步提高城镇化水平，走中国特色的城镇化道路，还具体指出“发展小城镇要以现有的县城和有条件的建制镇为基础，科学规划，合理布局，同发展乡镇企业和农村服务业结合起来”。这种跳出农业看农业，着眼城镇带农村的发展大思路，预示了县域经济发展的新前程。城镇化在有效提升县域经济层次的同时，会使金融资源聚集、集中、富集，为县域金融增长提供有利条件。相关资料显示， 1981年时我国有建制镇2678个，2000年为19692个，近20年中增长了7.35倍；镇域总人口从1981年5840万上升到1998年36733万，增加了6.29倍。近10年来，小城镇吸纳农村剩余劳动力6000多万人，占同期转移出的农村富余劳动力的50%。城镇化水平一般是以城镇人口占总人口的比重作为指标衡量的。20年间我国城镇化率从1980年的19.39%上升到2000年36.22%，提高了16.8个百分点。到2001年，我国已有设市城市663个，建制镇近2万个，城镇人口近4.8亿人，城镇化水平进一步达到37.7%。1998年，世界各国城市化平均水平为47%，而中国当年为30.4%，低于世界平均水平近16个百分点。未来20年，中国的城镇化建设水平要从目前的37.6%提高到50%，城镇人口从现在的4.8亿增加到7亿，人均住房水平要从现在的21平方米提高到35平方米。据专家测算，这将产生数十万亿元的资金需求（《中国经济时报》2002.12.16）。

    中国“三农”问题的症结在于城乡发展存在“二元”结构的矛盾。“二元”结构矛盾的重要表象之一是国家的工业化过程进展迅速而城镇化发展滞后。二十多年来, 我国的经济改革与发展取得了重大成就，但至今尚未解决好“三农”这一带根本性的问题。“三农”问题已不单纯是一个涉及农业和农村经济、农民收入的局部问题，而是关系我国经济和社会发展的全局性问题。农村人口比重太大和农民收入水平很低长期以来制约着我国社会经济的发展。我国的农业人口占总人口的67.1%，明显高于43.1%的世界平均水平。由于人多地少，农村的劳动生产率无法提高，农民收入上不去，城乡差距越来越大，在这种情况下，建设全面小康社会的目标是难以实现的。富裕农民的根本出路在于减少农民，农业和农村现代化的根本出路在于实现城镇化。因此，中国只有走出二元经济结构状态，将成亿的农村富余劳动力向城镇转移，才能使农民的收入水平有较大幅度的提高，才能从根本上解决三农问题，这已成为经济学家们的共识。据资料，一国人均GDP水平进入1000—5000美元区间时，也正是一个完成城市化的过程。走完这个过程，英国用了200年，美国用了100年，韩国只用了25年。目前我国从总体上看可以说刚好跨入了这一过程。有专家研究认为，在现阶段，城镇化每年可以为农村提供1亿多个就业岗位，每年可以为农村增加7000亿元以上的非农业收入（《中国经济时报》2002.12.17））；如果经过５到10年的努力，仅使现有每个县城都能发展成为10万人口左右的小城市，全国就至少可以凭此再转移１亿以上农村人口，那将对农村的发展起到极大的带动作用（陈锡文 新华社北京2001.４月）。改革开放以来，尽管我国城镇化进程加速，但是还不够快，至今仍有50%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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