必须在学校专业财务人员的管理和监督下运作，如果与当初研究计划不符的开支超过总基金数的1％，就必须得到基金会的书面批准，否则不得随意更改资金用途。每隔半年教授必须向基金会递交财务报告和研究进展报告，联邦基金会将随机到所在大学进行财务审查[14]。所以，如果中方所在的高校从美国基金会得到一笔研究基金 ，首先也要设立一个类似的科研评价委员会，建立内部的审核机制；同时必须严格按照美国的联邦法律和基金会规定，制定预算、递交财务报告，对各类开支进行严格而又专业的管理。长此以往，这将有利于中国高校的科研基金管理与国际接轨，减少和防止虚假财务，有效地抑制教育腐败。

    其三，增加中国高校的科研基金、开拓科研基金的来源。近年来中国高校的科研基金迅速增长，如中国自然科学基金会在1996年到2000年期间每年基金的增长率都在20％左右[15]。2001年北京大学与哈佛大学得到本国“自然科学基金会”的总数也基本相当，北京大学获得4,100万美元左右（3.3亿元）人民币，居全国高校第一位[16]，而美国的哈佛大学在该年得到“美国自然科学基金会”的研究资助也是4,100万美元左右[17]。但从资助科研的经费总量而言，中美两国的研究型大学仍然存在很大差距[18]。仅以美国国家卫生总署（National Institute of Health，NIH)为例，2003年美国国家卫生总署共发放270亿美元以上的基金[19]，其中专门资助美国国内大学的研究基金在2002年为126亿[20]。而2001年中国全国的科研经费投入只有130亿美元，占当年国民生产总值的1.1％，同期多数发展中国家的科研经费占国民生产总值的比例都高达3％左右。2001年中国只投入2.5亿美元发展生物科技，而同期美国则投入300亿美元[21]。增加中国科研经费的当务之急不是节流，而是开源，而且更重要的是开外源、找美源(元)，尽可能地将科研基金的“饼”做大，而不是争食有限的现有“大饼”。

    显然，合作申请美国科研基金能有效地以研究基金为载体，将人、财、物、项目和信息5者有效地结合起来引入中国，可谓一箭五雕。

    2．美国的基金会情况简介

    美国的联邦、州、企业和私人基金会不计其数，每年所颁发的各类研究基金十分庞大。据统计，2002年美国的1,005个大型私人基金会共资助1亿3千万个项目，总金额高达159亿美元[22]。这些基金会资助的项目主要分布在下列领域：教育（26％）、卫生（18％）、人类服务(Human Services)（15％）、艺术文化（12％）、公共事务与社会利益（11％）、环境与动物（6％）、科技（4％）、宗教（3％）、国际事务（3％）和社会科学（2％）[23]。在这些项目中，资助国际研究的项目为1,140万个左右，占总数的8.9％，基金总额为21亿9千万美元，占总数的13.8%。这些被资助的国际研究项目又可分为基地在美国(U.S.-Based Recipients)和基地在海外(Overseas Recipients)两类，它们各自得到的金额分别占159亿美元资助总额的8.5%和5.3%[24]。

    另一组数据显示，美国的6万2千家私人基金会2002年共资助31亿美元支持与国际有关的研究项目，比1998年的16亿美元增长了约1倍[25]。根据1,007个资助金额在1万美元以上的项目统计，2001年资助的主要领域和比例分别为卫生（29％）、教育（17.2％）、国际发展（11.6％）、环境和动物（9.8％）、国际事务（7.2％）、社会科学（7.2％）、人权（5.2％）、公共事务和社会利益（4.3%）、艺术(4.1%)、宗教（2.4%）和自然科学(1.6%)[26]。

    从1994年到1998年，根据美国1千个左右的私人基金会资助额在1万美元以上的基金统计，中国所得到的资助金额一直高居世界各国的第6位，受资助的项目从117个增加到174个，资助中国的美国基金会数量也从13个增加到26个，资助金额从1,253万美元增加到2,042万美元[27]。尤其是设在北京的“福特基金会办事处”，它从1988年到2001年为有关中国的各种项目提供了高达1.28亿美元的资助，平均每年约为1千万美元左右[28]。但需要指出的是，这些有关中国事务的研究基金并不全由身在中国的学者直接获益，而大多是授予地处美国的机构或个人，资助他们从事有关中国的研究。

    美国的私人基金会大致分为两类。一类是基金会(Foundation)，如“福特基金会”等，另一类是企业(Corporation)。后者又可分为4种：其一是企业基金会(Corporate Foundation)，如“可口可乐基金会”；其二是企业捐款项目(Corporate Contributions Program)，如比尔·盖茨的少数民族学生奖励基金；其三是市场开发基金（Marketing)，主要资助大学和企业的研究；其四是研究与开发基金(Research and Development)。这些私人基金会的特点是，每笔资助金额相对较小，一般都在5万美元以下，2002年这些基金会资助项目的资金中位数(median grant amount)是2万5千美元[29]；但它们对研究计划书的质量要求相对较低，审批周期较短，而且一般不要求主要研究人员为美国国籍[30]。这样的基金会可以成为中国学者尝试申请美国研究基金的起点。

    除了美国的私人基金会以外，美国联邦政府所拥有的研究基金更是难以计数，“美国国家自然科学基金会”2003年度发放的研究基金就达50亿美元以上[31]。联邦基金会的特点是资助金额庞大，以美国国家卫生总署(NIH)为例，2002年它发放的研究基金(Research Grants)平均每个项目高达38万美元[32]。过去几年来，这个机构开始直接资助有关中国的研究项目，例如，2001年、2002年和2003年它资助中国的研究基金分别为100万、383万和434万，主要用于资助中国爱滋病的防治研究[33]。

    需要指出的是，美国的联邦基金会往往对每个被拒绝的研究计划会提出评审人的意见，这为申请人修改计划、重新递交计划提供了关键的反馈意见。但它的审批周期往往长达半年左右，而且要求研究计划的实施长达3至5年左右，对基金的财务审查也十分严格。尤其是不少研究基金要求主要研究人员(PI)是美国公民，但这些基金会容许中国学者以美国学者的合作者(Co-PI)身份参与研究计划。

    3．中国学者与美方合作申请研究基金的可能性

    经过25年来中美双方全方位、多层次的学术交流，中国的高校已经具备了一些基本的研究硬件和研究软件的条件，有可能与美国教授合作，联合申请美国的基金。首先，申请和使用美国基金会学术研究基金的政治障碍明显减少。目前，一般而言，中国学者受益于美国各大基金会的学术研究基金不仅不存在政治麻烦，而且成为一种研究质量和学术荣誉的象征。中国政府1988年就容许美国的“福特基金会”在北京设立办事处，这具有一定的象征性意义[34]。其次，中国教授在众多研究领域的水平完全可以与美国的一流教授比美。除了在自然科学领域内可以开展合作研究外，有关中国问题的研究(China Studies)也是美国教授希望与中国教授合作的领域。一批留美归国的学者不仅在观念上与美国主流价值观没有沟通障碍，而且其英文能力完全能胜任与美国教授的深度合作。再次，相当数量的中国大学已经与美国大学建立了各种形式的校际交流，这为中美学者推动合作研究提供了一个基本的平台。而且，这种校际交流的合同和框架为中美教授之间的合作研究提供了法律和行政资源的保障。美国的基金会一般都希望由教授所在的学校出面担保(Sponsored Research)，以便有效地控制科研基金的管理。所以，现存的中美学校之间的合作协议为未来的合作申请研究基金提供了必要条件。目前，美方日益重视发展海外的研究项目，美国最大的“全国高校科研行政人员委员会”(The National Council of University Research Administrators) 近期成立了“国际研究行政人员委员会”(The Presidential Commission on International Research 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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