民协会的成立要与乡村政治改革结合起来。我的看法，一是要取消村党支部，如果时机尚不成熟，则至少要对《村组法》中关于党支部是「领导核心」的说法，加以修改，合理界定党支部的地位和许可权；二是进行乡镇直选，农民协会积极参与乡镇直选17，这是基层农协发挥政治作用的最主要的方式。这才是乡村泥土中羽化出的真正的民主的蝴蝶，而她美丽的翅膀一定能够煽动出对传统体制强大的冲击波。

　　对于这个问题，本人有较多思考，但限于篇幅，不能做出完整的论证。倒是有一项研究，要在这里提一下，即荣敬本等人（2000）关于从压力型体制向民主合作型体制的转变的研究。这项研究在调查的基础上，对从村到乡镇民主制度建设做了严密完整的论述，认为从村治到乡治的发展，是一种历史性的趋势。其中，给人印象最深的是，他们把很大篇幅和心思用在说明乡镇直选不是反共产党而是有利于健康统治的这个问题上，这里不妨摘录片段。他们说：

　　「民主的基本规则同市场经济的规则和现代企业制度一样，并不存在姓『资』姓『社』的问题，是属于人类文化的演进和人类文明的创造。

　　「过去在国民党统治时期常常说『党国』。中国共产党是反对党国概念的，毛泽东、特别是邓小平明确地反对『以党治国』的观念，指出『以党治国』是国民党的错误概念，中国共产党必须实行民主政治。

　　「巴黎公社式的政治体制不同于波拿巴军事官僚机构的主要特征：（1）公职人员不是采用等级授权制即从上到下由上级任命的，而是各社区代表普选产生的，并且随时可以撤换。…… 　　「恩格斯说：……『州政府任命专区区长和市镇长官，这在讲英语的国家里是绝对没有的，而我们将来也应该断然消除这种现象，就像消除普鲁士的县长和参政官那样』18。

　　「史达林说：『……在许多地区都是由一小群人在管理农村，这些人同县和省的联系多于同农村居民的联系。这种情况就使得农村的管理者多半朝上看，朝县里看，而很少朝下看，朝农村居民看，他们觉得自己不是对农村负责，不是对选民负责，而是对县和省负责，他们显然不懂得『上层』和『下层』在这里是一根链条，如果链条在下面断了，整根链条就必然散开。结果，一方面是管理者无人监督、独断独行和恣意妄为，另一方面是农村中的不满和抱怨。现在正在坚决而彻底地消除农村中的这种秩序。』」19

　　荣先生在其研究中用心良苦地论证了民主的好处，论证了中国可以与民主接轨。这多余吗？不，丝毫不！中国的民主，还需要更多的人士来鼓动呼吁，本人执笔的心思部分地也正在这里。

　　注释
　　1 古之三农，旱农、泽农、山地农之谓也。
　　2 低收入组年均纯收入界于0-999元，占18.7%；中低收入组界于1000-1999元，占34.5%。 
　　3 我注意到，人们在论说三农问题时，很少提到农民自身的局限性问题，而一味地责备政府。这是不正常的。实际上农民自身的局限性是很明显的，是解决三农问题的一个基础性约束。故此本文做一专门论述。 
　　4 秦晖有一个观点，农民起义原因从来就是官逼民反，而不是所谓的地主与农民利益不可调和。那么，官逼民反是体制性的，还是与个别的官员行为有关；农民起义是反贪官，还是反皇帝，这个问题需要重新研究。起码，有一点现在就可明确，过去革命史学的阶级分析方法把封建统治者一律骂倒，把国家与农民的关系说成是完全对立的矛盾，是完全错误的。
　　5 对重农抑商的做法需要做出检讨。就像现在持续向城市倾斜的做法最终阻碍了整个社会经济的发展一样，历史时期长期的重农抑商，也直接阻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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