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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改革开放以来，中国经济和社会发生的巨大变化引起了国际社会、尤其是美国学者的关注。上个世纪80年代，西方战略家们已经开始研究中国崛起的历史轨迹。

　　历史上，国外对中国崛起问题的研究早在19世纪就存在了。不过那时外国称中国的崛起将给他们带来的是“黄祸”。最早研究中国崛起的是无政府主义创始人之一巴枯宁，他在1873年出版的《国家制度和无政府状态》一书中开鼓噪“黄祸论”之先河。接着是英国殖民主义者皮尔逊，1893年在他的《民族生活与民族性》一书中反复强调有色人种特别是中国人是“可怕”的。1894年中日甲午战争之后，“黄祸”之名和“黄祸论”开始掀起浪潮。“黄祸论”由“黄祸图”而起在德英俄美广泛传播。几乎与此同时，美国借“黄祸论”掀起了一场排斥华工的风潮。1895年9月26日德皇威廉二世在致沙皇尼古拉二世德信中作“黄祸图”，称之为“时时袭击西方思想家德‘黄热病”’。以上欧美种种“黄祸”论调，归结为一点：就是每当中国出现一线复兴生机，侵略者们就以“黄祸”为警。1901年春，美国《展望》杂志记者向中山先生采访时也“暗示”中山先生实现抱负“将会酿成真正的‘黄祸’”。拿破仑在19世纪初曾说过：中国“一旦醒来，她将震撼整个世界”。抗日战争后期，英国驻华大使向中国战区美国武装部队司令魏德迈提出，一个强大和统一的中国将对世界构成威胁，危及白种人在远东直至全世界的地位。新中国成立之初，美国认为中国革命的胜利可能在东南亚引起多米诺骨牌效应，从而对美国形成“红色威胁”。

　　一、关于中国崛起的现实判断

　　冷战结束后，尤其是上个世纪90年代中期以来，有关中国崛起的著述频频问世。当今国外关于中国崛起的论述，归纳起来，大致有以下几种观点：（一）认为中国这个睡狮已经醒来，并对中国崛起持肯定态度。西方人认为中国有可能崛起为世界大国始自冷战结束之前。1981年美国经济学家欧文·克拉维斯提出以购买力来衡量中国的经济规模，接着罗伯特·萨姆斯和艾伦·赫斯顿对中国的人均国内生产总值进行了估算。他们估算的结果是中国1990年的人均国内生产总值为2598美元，比世界银行的数字370美元高7倍。美国前国务卿布热津斯基在《大棋局》中断言：“中国，不论其具体前景如何，是一个日益崛起的潜在的主导性大国。”1988年初美国发表的《美国的“区别威慑”》报告，预测2020年中国的国内生产总值将居世界第二。保罗·肯尼迪在其代表作《大国的兴衰》一书中指出中国崛起的两大条件：一是中国领导人形成了“一个宏伟的、思想连贯和富于远见的战略，这方面将胜过莫斯科、华盛顿和东京，更不必说西欧了”；二是中国将“保持经济发展持续上升，这个国家可望在几十年内发生巨大变化”。英国《经济学家》周刊指出，英国用了58年、美国用了47年、日本用了34年、韩国用了11年的时间所实现的使人均实际收入增加一倍，在中国仅用了10年就实现了。中国如果能保持人均国民生产总值年增长6-7％的速度，到2020年中国人的生活水平就能达到目前西班牙的水平。有人认为，用作为世界强国的四个标准（经济发展、军事实力、文化宣传、政治影响力均处世界前列）来衡量的话，20年后的中国将会因为接近这个标准而成为一个全面强国（completepower 或comprehensivepower）。英国BBC 电台1997年2月12日在《中国丛谈》栏目采访了美国乔治华盛顿大学著名中国问题专家哈丁教授。他说，要承认西方国家没有能力阻挠中国的兴起；也没有人认真谈论要如何“阻止”中国成为一个强国，中国的发展不可阻挡。

　　（二）在肯定中国已经崛起的基础上，对中国何时和如何成为世界强国作出分析和预测。美国东亚太平洋事务助理国务聊温斯顿·洛德说：“问题不是中国是否将成为全球和地区安全事务上的主要大国，而是何时和如何成为这样的大国”。美国前国防部长威廉·佩里认为，中国经济规模应排在世界第四位。有些经济学家认为，中国可以维持一个较长时期的高增长，而发达国家的经济今后却很难取得高增长，所以再有15年左右，中国的经济规模就可能成为世界第一。例如世界银行行长詹姆斯，沃尔芬森1995年9月21日结束其在中国访问时说：“我们的统计数字表明，中国在2010年以前将成为世界上最大的经济强国……也许所需时间稍长一些。”经合组织认为要到2025年中国经济规模才能与美国平起平坐。国外多数政治学家们对中国经济增长速度的估计要略低一些，例如奥弗霍尔特认为，中国还需要25年的时间，经济规模才能赶上美国。美国中央情报局也认为需要一代人的时间（25年）中国的经济规模才有可能超过美国。多数日本人认为中国在下个世纪的增长速度会高于日本，但是要赶上日本可能需要半个世纪的时间。不管是欧美人，还是日本人，对中国人均收入增长的估计并不象总体经济增长那么乐观。拉迪甚至认为中国人均收入要200年才能赶上美国。

　　（三）分析中国崛起过程中将面临的困难。西方人认为中国崛起将面临很多困难，有些人认为许多困难是无法克服的。历史学家保罗·肯尼迪在他的名著《大国的兴衰》和1993年完成的《为21世纪作准备》两本书中认为，中国与西方国家经济水平上的巨大差别本身就决定了中国不可能赶上发达国家。中国如果能保持稳定的经济增长，也仅仅是将人均收入从300多美元提高到墨西哥的1825美元水平，最多能达到匈牙利的2237美元的水平。中国要想把人均生活水平提高到韩国的水平是难以想像的。首先，从人口资源来看，他们认为中国人口增长过快、人口结构不平衡、趋于老龄化及过低的人口质量终将导致经济成果会不断被抵消，从而不利于中国的继续发展。其次，中国的工业化将使本来有限的耕地进一步减少，而大量进口粮食，将会消耗大量的外汇储备；如果对农业进行大规模的投资，将占用工业现代化的资金，减少其他部门的发展投入，影响中国经济的增长。此外中国的能源和其他的资源也严重不足。世界银行1995年采用包括自然资源、产出资源、人力资源和社会资源的方法计算国家财富，结果中国人均财富中只有8％来自自然资源。再次从教育角度来看，过低的教育投入和较高的文盲率是制约中国进一步发展的瓶颈；不仅如此，中国现有的体制使原本就缺乏的知识分子人才不能学有所用，从而成为中国现代化过程中难以克服的困难。还有一些西方人认为社会主义中国的经济改革将不断地受到现行政治体制的束缚，从而很难与国际经济体制完全接轨。只有采用有西方的政治体制，中国的改革才能继续下去，而中国作为社会主义国家，采取西方民主政治体制的可能性很小。经合组织专家认为，中国经济改革的迅速发展要求不断进行许多领域的改革，这些改革对中国的经济发展形成巨大挑战。还有人认为中国将面临分离主义的威胁，等等。

　　二、关于中国崛起的国际影响研究

　　中国崛起对国际社会将会产生的影响，存在以下4种观点：（一）认为中国的崛起将对国际社会产生消极影响。这一论调统称为“中国威胁论”。“中国威胁论”从军事、经济、文化、生态等方面反映了国外部分学者、政界的观点，以及西方对中国强大的不合理的恐惧心理。“中国威胁论”的始作俑者是日本防卫大学副教授村井龙秀，在1990年日本《诸君》杂志上发表题为《论中国这个潜在的“威胁”》一文，从国力角度把中国视为一个潜在的敌人。“中国威胁论”在西方的第一次大规模泛滥始自1992年。1992年9月17日，美国《政策研究》杂志刊登了费城对外政策研究所亚洲计划协调员罗斯·芒罗的《正在觉醒的巨龙——亚洲真正的威胁来自中国》一文。该文说：中国的崛起对于美国的安全利益和经济利益将造成的影响都是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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