际先驱论坛报》、英国《每日电讯报》的文章也宣称：对亚太地区未来影响最大的因素是中国的崛起。随着中国经济的蒸蒸日上和军事力量的增长，美国有必要在亚太地区对付中国的崛起，阻止中国人以“中华帝国自居的思想冒头”。

　　第五种论调：人口众多的中国在继续发展过程中需要消耗各种各样的资源，这将同其他国家发生抢占国际资源的冲突和对环境造成污染。1996年6月16日《纽约时报》载文称，中国经济的发展会使全球油价上升；中国对台湾和南中国海的行动会切断日本的原油生命线，使整个亚洲的经济陷于瘫痪；中国的工业化将危害世界环境，导致日本下酸雨，等等。中国进口大量的粮食，将会对世界粮食供应造成威胁；中国消费热的出现，“将对全世界产生严重的影响”；克林顿曾说过：对美国的安全来说，中国最大的威胁不在军事上，而在环境上。如果中国以与美国相同的方法富裕起来，就会对整个人类造成无法挽回的环境破坏。

　　“中国威胁论”的这些思想很快引起亚洲媒体的回应：1992年8月12日，日本《朝日新闻》认为：“中国正在成为破坏亚洲均势的不稳定因素。”1993年5月，日本前首相宫泽喜一在会见克林顿时表示“中国经济一经发展，就可能在军事上抱有野心。”东京出版的《华人经济圈与日本》一书说，从外汇储备的角度来看，到1997年7月为止，中国有外汇储备1284亿美元，香港地区708亿美元，台湾地区887亿美元，仅“两岸三地”便是2879亿美元，跟拥有2222亿美元的日本相比，还多出三成以上。日本极右翼势力代表人物石原慎太郎，在《战胜中国重建日本的道路》中认为：本来是日本强项的制造业正在被日益抬头的中国迎头赶上，中国崛起会具有侵略性的征候，是日本制造业的后门狼。日本国防政策调查会、冈崎研究所和美国泛太平洋论坛国际战略研究中心，1997年3月在向日美两国政府首脑呈交的报告中称：日美两国必须巩固同盟关系，在必要时“连手对抗中国”。日本共同社2002年7月7日报道，日本九州经济产业局5日公布“中国经济对企业的影响”调查报告称，对日本九州地区100家企业进行调查的结果显示，96家企业认为中国具有“威胁”。“中国经济崛起后还将争夺日本的海外市场，使日本产业空洞化。

　　“中国威胁论”在印度报刊上主要有所谓“超级大国论”、“中巴轴心论”、“南下印度洋论”和“侵占印度论”等。1995年4月4日，印度资深军事分析家维贾伊·奈尔认为，中国军事现代化计划及它同巴基斯坦和缅甸的牢固关系已成为印度国防部的一块心病。印度国防部部长乔治·费尔南德斯确定：“低估喜马拉雅山对面（指中国）的局势是不利于我们国家利益的；事实上未来它可能会给我们带来许多问题。”

　　东南亚国家由于在历史领土及意识形态上与中国存在着利益冲突，因而“中国威胁论”一度在东南亚也颇具市场。1995年10月，菲律宾总统拉莫斯在夏威夷东西方中心演说时宣称：“中国时东亚地区头号威胁。”菲律宾有的报纸说，要防止“中国入侵”，“捍卫菲律宾主权”，还试图将南沙问题“地区化”、“国际化”。2000年5月国立新加坡大学政治学系教授李励图针对“东盟区域安全课题中的中国因素”说：东南亚国家联盟一些成员国仍然担心北京的军事现代化会威胁到它们的国家安全；而另外一些国家则预料在争取外资和外国市场方面，将会面对北京强有力的竞争和挑战。

　　2001年7月俄罗斯政治和军事分析研究所所长亚历山大·沙拉温说：“美国对俄罗斯的军事威胁具有纯神话性质。而中国对俄罗斯的军事威胁则是显而易见的。”“对于俄中冲突来说，存在着地理、经济、政治、历史和人口等多方面原因。”俄罗斯科学院一位不愿透露姓名的政治社会学家说，如果远东一带中国人数量超过当地的俄罗斯人，倘若要举行是否加入中国的全民公决时，这样的提案极可能会获得通过。

　　（二）认为中国崛起将对国际社会产生积极影响。美国的奥弗霍尔特在《中国的崛起》中预测了中国崛起将“改变亚洲的经济态势”，“改变中国的政治”，“并使全世界的政治改观”。印度的阿嘎瓦拉，R.（Agarwala，Ramgopal）在《中国的崛起——威胁还是机遇？》中认为，中国的崛起给世界带来的是机遇而不是威胁。泰国2004年3月8日的《世界日报》指出，中国崛起对世界经济成长的贡献是最大的。美国的丹尼尔·伯斯坦和阿恩·德凯基泽在其合著的《巨龙》一书中指出，“中国前进的道路是积极的，建设性的。”“中国作为一个21世纪的超级大国崛起，对全球的企业与金融，对技术以及对它们藉以运行的社会与文化环境都有着不寻常的、广泛的意义。”这虽然构成美国在世界贸易中的竞争对手，但也是美国经济发展的极好的历史机遇。“如果我们没有抓住历史机遇与中国接触，从与中国的强有力的关系中获利——或者甚至以某种适当的方式影响它向积极的方向发展——那将的确是一个悲剧。”“从根本上来说，中国可能变成一个现代的负责任的大国，而不是一个气势汹汹又孤立于世界的国家。有极强有力的理由去相信，如果美国接纳中国而不是孤立中国，那么巨大的利润将流向美国的企业和美国人民，包括从最大程度减少与中国的长期冲突中获利。”在书的结尾，两位作者期望，“两个超级大国将携手为世界的和平、繁荣及全球经济的腾飞作出贡献。”“中国威胁论”在世界也是不得人心的。如塞缪尔·亨廷顿到东南亚兜售其缪论，即遭到冷遇和抵制。新加坡资政、世界有影响的政治家李光耀说：“中国从来就不是一个狂热地想在世界传播其生活方式的国家，它也从来不赞成扩张。”

　　1996年12月23日《美国新闻与世界报道》载威廉姆斯。J.橄尔斯坦的文章认为，真正对美形成威胁的是日本，而不是中国。美国对中国的贸易赤字大都集中于美国已不再经营的工业方面（纺织品除外），而日本却是在从电脑到机器产品的各种行业向美国提出挑战，使美国面临巨大的竞争压力。世界银行驻北京代表处首席代表鲍泰利认为，按照目前中国的经济增长速度，中国可能需要40年的时间才能赶上美国，“美国人不要夸大中国的经济规模，更不要把中国的经济发展看成是对他们的经济威胁”。美国一些学者对将中国看作敌人的作法也提出质疑，认为渲染“中国威胁论”、主张“遏制中国”的策略实际上会给美国及其盟友带来损伤。美国一研究机构的文章还阐述了中国不会对世界粮食市场构成威胁。美国《外交》杂志也载文指出，中国外交政策之重点是力促地区稳定，所以不会威胁到美国切身利益，主张对华实施接触政策。美国《国际先驱论坛报》1997年1月7日发表题为《利益虽有冲突，但不同文明之间可以合作》的文章认为，亨廷顿在《文明冲突和世界秩序重建》一书中的观点夸大了不同文明间的差异。国家之间的关系是建立在利益的基础上的，由于科技的发展和交往的增加，我们有可能跨越文化界限进行合作，应该尽力将潜在的冲突转化为互利互惠的关系。该报1月23日又发表威廉·普法夫的文章，在批评亨廷顿对历史和政治的无知的同时，指出各种文明本身不拥有政府和军队，因而也无法宣战。《华盛顿邮报》1997年3月9日刊登哈里·哈丁题为《东方正在升起的红星》的文章，批评《即将到来的美中冲突》一书对中国的分析“太过肤浅”，没有考虑到亚洲的环境条件就认定中国在该地区寻求霸权地位。1997年5月5日美国《国家周刊》发表欧文·哈里斯的文章，认为美国没有充足的理由将中国作为敌人来对付。一些媒体有关中国欲在全球称霸这种说法根本没有事实根据，只是一种逻辑上的推理。哈里斯同时在另一篇文章中指出，散布“中国威胁论”是美国有人患了“敌人缺乏症”。美国《华盛顿邮报》1997年5月18日刊登迈

上一页  [1] [2] [3] [4]  下一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