所未有的。无论在经济方面还是在战略方面，中国将对美国至关重要的利益构成越来越大的威胁。哈佛大学教授亨廷顿的《文明的冲突与世界秩序的重建》断言儒教文明与伊斯兰教文明的结合将是西方文明的天敌。1997年出版的《即将到来的美中冲突》掀起了第二轮“中国威胁论”。“中国威胁论”第三次甚嚣尘上是在1998-1999年，代表有所谓的《考克斯报告》、“李文和案件”、“政治献金案”和美国前中央情报局中国问题专家特里普利特和前共和党国会对外政策助手爱德华·廷珀莱克合写的《鼠年》和《红龙跃起》两书。书中说，“中国窃取美国核机密”、“利用华人科学家和学生在美国广泛搜取情报”、“企图收买美国政府”等等。2002年7月12日美国出笼的《美国国家战略报告》和《中国军事力量年度评估报告》掀起了第四轮“中国威胁论”。美国有些权势人物声称两报告“经得起推敲”，从经济、军事等方面公开怀疑对华“接触政策”的有效性。7月15日，“美中安全评估委员会”向国会提交了一份年度报告。该报告称，美国应该加强有关技术转让的管理，禁止向中国这种支持恐怖主义的国家继续出口包括导弹技术这样的产品，否则中国就会对美国在世界各地的利益构成越来越大的威胁。“中国威胁论”者有以下几种论调。

　　第一种论调：中国自古就是亚洲大国，现今觉醒后将不会甘于平庸，她的强大将会对包括以美国为首的现今所有大国的地位和国际格局形成挑战。美国学者哈克特说，“在苏联解体后，一个新的邪恶帝国正在出现，它的名字叫中国”。1997年2月，美国出版了《即将到来的美中冲突》一书，书中说中国是“正在崛起的亚洲霸主”，“企图取代美国在亚洲的统治地位”，并断言中国“肯定不会成为美国的战略朋友，而是长期的对手”。这时，美国还出了题为《另类战争—外国在美经济间谍》一书。书中声称中国是继苏联和日本之后对美国进行经济间谍活动的最重要国家。1997年3月13日，美国《商报》发表华盛顿地区国际关系和外交政策顾问约翰·小蒂尔尼的《遏制中国的侵略扩张》，称中国“已经具备了称雄亚洲的潜力，并在21世纪取代前苏联的地位，成为世界两极中的一极”。伦敦国际战略研究所当年4月发表的年度战略研究报告也宣称：有许多证据表明，中国正在出击。《今日美国》报4月14日在《美国提防中国成为超级大国》的文章中说，“随着中国收回香港和澳门以及最终收回台湾，中国的影响力将大大增强。如果不加以制止，用不了十年，中国将是一支从印度洋到朝鲜半岛占统治地位的经济和军事力量。”1998年8月13日美国《芝加哥论坛报》刊登读者来信，宣称“中国威胁论并非妄语”，现在中国之所以“只是一个普通大国，要归因于美国的警戒心理和中国的军事劣势”。1998年11月，美国《华盛顿时报》、《华盛顿邮报》、《纽约时报》、《国际先驱论坛报》以及《国防新闻周刊》等都纷纷发表文章，宣称“中俄发展战略协作伙伴关系旨在抗衡美国”，中国“将试射新型洲际导弹”，“力图在太平洋挑战美国”。

　　第二种论调：由于中国国内稳定，经济发展迅速，随着中国经济的发展和大陆、香港、台湾经济相互依存程度的加深，将会导致“大中华经济圈”的形成，这将对东亚和世界经济产生负面影响。奈斯比特在《亚洲大趋势》一书中认为：海外的华人经济圈是世界第三大经济势力，如果把海外华人看成是一个整体，其经济实力仅次于美国和日本。另一方面，中国经济发展将不可避免地加剧亚洲发展中国家之间对国际市场和国际资金的争夺。中国吸引外资的能力是许多发展中国家所不能比的，所以中国的崛起将影响南亚和东南亚国家吸引外资。此外，有国外学者认为，中国通过利用其低廉的劳动成本和高科技的引进，不仅使中国吸引外资的能力不断扩大，也必然会造成中国贸易顺差不断加大，从而使中国与西方国家的贸易不平衡加剧，造成西方国家失去大量的就业机会，损害他们的工业基础。

　　第三种论调：社会主义事业的成功将对西方文明构成挑战。西方中心主义者认为，中国经济的巨大成功源于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道路，这是“非西方文明试图在不变成西方文明的情况下实现现代化……试图把这种现代化同他们的传统文化和价值结合起来。……这些文明的力量与西方接近，但其价值观和利益却与西方大相径庭。”1996年初，美、英、德、意、俄等国的政治家、学者在巴黎召开“21世纪的战争与和平问题”国际研讨会。“文明冲突论”的创造者、美国哈佛大学教授萨缪尔·亨廷顿在会上号召西方国家团结起来，共同对付伊斯兰文明和中国文明的挑战。1996年7月初，亨廷顿到新加坡出席“文明冲突及其对东亚影响的意义”的讲座，后又到马来西亚参加“多元文明世界政治论坛”。其基本观点是：中国将崛起成为新的强权，亚洲将只能在“均势但冲突不断”和“和平但接受中国新强权的领导”之间作出选择。由于中国过去一直都是东亚主宰力量，在经历耻辱之后正在走向强大的中国必然会对美国在东亚的势力构成威胁。中美两国在未来东亚应该出现何种均势形态这个问题上必然存在分歧，这是构成双方冲突的主要原因；双方歧见的另一个更深刻的原因，是美国和中国分别属于两个完全不同的文明体系。1998年12月1日英国《金融时报》的文章说：“中国的利益核心是减少、抑制和淡化美国的影响”。“中国的崛起似乎是必然的”，以美国为首的世界如何面对中国的崛起是一个紧迫的问题。中国独特的文化传统始终是西方世界的一个心病，如果一个大国拥有强烈的文化优越感，或者对它曾有过的、由世界上其他国家所造成的历史遭遇心怀冤屈，那么它将很难与人为善。这种沙文主义和冤屈感，恰巧中国都有份。

　　第四种论调：中国经济的发展将使其有足够的实力发展军事力量，从而对周边及西方世界构成军事威胁。美国前国家安全事务助理布热津斯基认为中国增强军事力量是危险的，中国的军事力量已超过了防卫能力，“开始具备侵略能力”。1995年12月，美国克莱蒙特研究所和台湾国际关系所在洛杉矶共同举办了一次“中国威胁：理论与现实”的国际研讨会。其主要论点是：到2020年，中国将拥有经济能力购买军事技术领域革命所带来的先进武器和武器系统。到那时，台湾海峡和南中国海将成为东亚潜在的最重要的热点，中、俄、美三国之间可能出现三角的核均势。1996年12月，美国《旗帜周刊》报道说：从长远看，中国将加强军事和战略能力，保持其在本地区的优势地位，成为军事大国。同年12月31日，《华尔街日报》发表《中国的导弹威胁》一文，称中国正在发展的导弹技术对美国及其亚洲盟国已构成威胁，美国应联合其盟友共同建立一支遏制亚洲的导弹防御体系。西方主要媒体还把中国在1997年4月同俄罗斯、土库曼斯坦等五国达成互削减边境驻军称为是中国将把军事力量向东南方转移的举措。1997年4月17日美国的《基督教科学篇言》称：美国应在亚洲保持军事存在，“并使其力量与效能远远超过中国的军队”，“防止中国扩大核武库”，“确保台湾拥有可靠的防御性威慑力量”；要“造就一个强大的、与美国结成真正伙伴关系的日本，以保证亚洲新的力量均势”。西方学者认为中国强大后可能会提出收复失地的要求，这将引起边界冲突。格雷厄姆·哈钦斯认为：“一个世纪以来中国的软弱在陆地和海洋疆界造成了一些‘历史遗留的反常现象’，而当一个比较强大的中国试图扭转这种情况时，这种努力可能很容易导致它同领国的关系紧张，或者甚至更糟的情况出现。”1999年11月20日，我国成功发射“神舟”飞船后，美联社、CNN 、《华盛顿时报》等媒体在评述中称：“北京加速脚步，与美俄争霸太空”。美国《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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