意识和政治意识。在历史上，早在战国时期，商鞅在秦国着手变法时，曾不折不扣地宣导「农战」政策，奉为国家富强之要政，原因就在于他的心目中，「民农则朴，朴则易用」，直接说明了问题的实质。即使到了今天，这种历史铸造的政治淡漠意识，对权力的驯服和膜拜，在中国农民中间，仍然是普遍存在的，成为一种显著的文化型态，并从根源性质上制约着他们的利益表达和对政治生活的参与。

　　有一个有趣的例子，颇能说明问题：在鄙乡张北一带，我注意到，村民们对选举村委会热情极高，选举的几天，村子里人来人往，活动频繁，有谋划策略的（一般是不管两头，专攻中间），有打探消息的，有游说的，有负责送烟送酒的，还有负责骂人的（用一个没人敢惹的「大王爷」威胁给其他候选人投票的村民），甚至一个候选人的老婆成了最忙的人。村民们所以有如此之高的热情，原因就在于这是他们自己的事物，谁当村长与他的利益休戚相关。可是，也还是这些乡亲，每当电视中播放「新闻联播」时，就会匆匆跳下炕去改换频道，那些新闻似乎离他们太遥远了，外国的事儿则更是不着边际，看看热闹还可以，至于有甚么政治含义，那简直是无从谈起。这种情况，根据广泛的谘询，在全国农民中都具有普遍性。

3、农民是容易异化的群体

　　在农民的利益表达中，为数很少的代表得到了机会，到城里参加会议。这些代表通常并不是普通的农民，而是农民中的佼佼者，他们在某些方面取得了引人注目的成就，并因此而获得代表的资格和证书，但是，荣誉的光环也正是他们精神活动的枷锁，他们离开村庄去参加代表大会，在全国性会议的各色人等中，显得很不起眼，为了显示自己不是土气十足的农民，就会模仿别人的行为方式，乡村的实际问题就会被抛在一边，或者只是轻描淡写，无关痛处，因而也就不再是农业生产者的忠实代言人，不能把农民中最迫切通常也是最尖锐敏感的问题反映出来。这些原本优秀的小农一旦登上政治舞台，就很可能卷入文化的冲突和权力的纷争中，而不断发生异化，从而慢慢地脱离了「自己的基础」。返回村庄后，他开始按城市的规则而不再是按周围存在的问题来看待事物，他既在城市里局促不安，也不再属于村庄了。这种尴尬状态，使农民利益表达的能力大打折扣。

　　农民的异化比起他的保守、冷漠和愚昧，某种程度上更为可怕。略知近代中国历史的人，可能就会想到150年以前，在长江流域发生的太平天国运动。那时，成千上万的中国农民遵从天地间唯一真神「皇上帝」的意旨，以「天下多男子，尽是兄弟之辈，天下多女子，尽是姊妹之群」的平等关系，享受着「天朝」「婚娶弥月喜事，俱用国度」的完全供给制，披长发，挥刀杀妖，过着军事共产主义生活。他们要建立的是一个「有田同耕，有衣同穿，有钱同使，无处不均匀，无人不饱暖」的人间天国。洪秀全、杨秀清等人以大无畏的精神，率领太平军，横扫长江南北，建功立业。然而，定都天京后，首先想到的是三宫六院，声色犬马，继而争名夺利，自相残杀。这些农民领袖已完全发生了异化。结果农民得到的是「天父杀天兄，终归一场空，打起包裹回家转，还是做长工。」轰轰烈烈的太平天国运动终以失败告终，农民们以命相抵，最后却不得其果。

　　还有一种与农民有关的异化，就是农民子弟的异化。一些农家出身的人士，在某些方面取得了业绩，甚至还成了社会名人，但同时也变得虚伪做作起来，计较个人言行的得失，尽管他们思想深处乡村的小溪还在哗哗流淌，但他们在外在行为上却试图抹掉农村的印记，自然也就不会为农民的利益鼓呼，而是把乡村的根本和农民的疾苦抛在了一边。他们本来应该成为农民利益的代言人，但由于发生了异化，也就再也靠不住了。

4、农民人数庞大，反而影响了他们的集体行动

　　按照集体行动理论，较大的有共同利益的阶层在自愿结成团体和形成共同利益的代表方面受到了更多的限制，一是团体愈大，个人在团体取得的成果中所得份额愈小，也愈是难于对个人的努力进行适当的奖励；二则是因为团体愈大，结成团体的组织成本也就愈高。因此，在较大的团体中，由于缺乏决策的内聚力，很难指望有真正的一致行动。相比之下，较小的团体在代表共同利益方面要有利得多，更可能取得合作的成果。因研究集体行动而声名显赫的奥尔森（1965）就曾明确指出，成功的利益集团通常是较小的利益集团。另一位著名人物奥斯特洛姆（1985）也指出，在小规模组织内，所有成员都很容易监督每个人的行动，比大规模组织更容易阻止不合意的行为，并且保持集团的内聚力。伦斯基（1984）在《权力与特权：社会分层理论》一书中，针对美国的农场组织谈到，「农场组织随着农民人数的降低而变得更强。」因此，在世界各国，农业就业人口比重和农业产值所占比重显著下降，并不意味着政府农业政策不力和农民活动能力的低下，反之同样，农业就业人口比重和农业产值所占比重高的后进国家，也不等于农业政策积极和农民的政治要求活跃。这或许说明一个问题，在利益集团的行动中，人多未必力量就大。中国农民数量庞大，但由于有这种集体行动机制的制约，反而影响了他们的政治活动能力。

（二）国家严密控制农民，二者力量对比悬殊，农民失去了反抗能力

　　中国农村原本是一个自治的社会，「皇权不下县，县下是宗族，宗族皆自治，自治出于伦理」，几千年来都是如此。广大农民「交了粮，自由王」，强制他们的力量也并不多，相反，小农们对封建国家有很强的约束力，直接决定着社会的治乱、经济的衰荣，是影响统治者效用函数最重要的变数。一则是因为小农经济是封建统治的经济基础，是财政收入最大化最可靠的来源。《管子·立政》篇说：「桑麻殖于野，五谷宜其地，国之富也；六畜育于家，瓜瓠荤菜百果备具，国之富也。」又说：「民事农则田垦，田垦则粟多，粟多则国富。」「粟者，财之归也」（《治国》篇）。韩非也指出：「田荒则府仓虚，府仓虚则国贫。」在整个传统经济时期，农业是国库充实的源泉，来自农业经济的捐税构成了全部财政收入的主体部门。据研究（郭寿玉，1992），即使是到了商品经济已得到明显发育的明代，商税也只占全部货币赋税的16％，远不及农业赋税之重要，可见封建国家机构运行对农业的高度依赖性。再则，更重要的是，小农们安居乐业，还是「啸聚倡乱」，直接关系到封建政权的稳定性，影响着政治收益最大化目标的实现。中国封建政治社会具有很强的修复机制，是一个超稳定系统（金观涛和刘青峰，1984）。但这种稳定性是动态的，封建王朝处于危机──灭亡──重建的不断的更替之中。而导致改朝换代的原因，除了宫中事变和异族入侵外，主要是由农民起义所引起的。那么，这里就有一个问题，既然小农们保守顺从，对政治冷漠，为甚么还能「铤而走险」，起来反抗统治政权呢4？究其原因，一是像萨缪尔逊在《经济学》中告诉我们的那样，「人并不总是一声不响地饿死」，而小农经济是低水准的脆弱均衡，承受灾害风险的能力很弱，遇到大一点的天灾人祸，小农就可能要流离失所，面临饿死的命运；二是在冷兵器时代刀棍剑弩为基本武器，即使后来有了火统鸟枪，农民与国家的武力对比也不是强弱分明的格局，官军杀「敌」五千，自伤三千，并无必胜的把握，所以农民才敢起来反抗。就因为这样的机制，中国封建社会经历了无数次农民起义，而每一次大规模的农民起义都给封建王朝以沉重的打击，甚至使其元气大伤，走向覆灭。农民对封建政权的这种威慑力是其他阶层所远远不及的。所以，自先秦以来，中国无论在意识形态层面，还是政策层面，都表现出了明显的重农抑商取向，视农为天下之本，政策是

上一页  [1] [2] [3] [4] [5] [6] [7] [8]  下一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