向农业和农民倾斜的5。

　　但是，上世纪中叶以来，情况完全发生了变化。尽管农民被饿死的可能和事实都仍然存在，但以下的原因却使农民失去了大规模反抗的能力。

　　一是国家的力量深度地进入了农村，共产党不仅把政权建在公社、乡的一级，甚至不可思议地把支部建在了村上，牢牢地控制住了农村。特别是在人民公社时期，传统的自治体制被彻底摧毁，每个农民都成了庞大的政治肌体中的一个小小的细胞。最近一些年，农民开始选举村委会（所谓的「乡政村治」），这一点草根民主，在原有体制的大幕下，犹如微弱的灯光，让人看到了一点光亮，让人为之兴奋为之幻想，甚至有人认为这是「民主的蝴蝶在飞」（荣敬本，1999）。然而，所谓的自治实在是很有限的，因为大多数情况下村支部书记才是老大，而村书记在很多情况下又基本由乡书记一手搞定。这好像在对农民说，这就是你的天空，请自由飞翔吧。

　　在村之上则是乡镇政府和党委，这一层政权组织是实现共产党对农村绝对控制最基本的组织依靠，是政权稳定的减震器和防火墙。这些年，农村局部冲突持续不断，群体性事件屡有发生，但冲突的边界一般仅停留在乡镇而已，并没有波及更大的范围，冲击更上面的层次。原因就是乡镇成了农民与国家冲突的前沿阵地，冲突在乡镇一级就被就地消化了。根据调查，农村冲突最极端的例子也不过是农民围一下乡镇政府，打几个干部，砸几块牌子6，仅此而已，掀不起甚么大的波澜。而对付这些性质相同但互不连属的事件，中共政权组织极有经验和手段，任何一个政权、党派都无法望其项背。甚至某部选拔司局级干部面试试题就是，「下乡调研遇到了农民闹事，怎么办？」可见，解决农民反抗这类事件，是干部必备的能力。这种背景之下，不要说一般的闹事，即使农民有「减负代表」，或有甚么小范围的准组织，打出了甚么口号，也都无济于事。

　　二是与古代农民起义时的情况完全不同，现在的国家机器极为强大，不仅武装的力量强大，而且有发达的情报系统和严密的通讯交通控制。农民的反抗无异于以卵击石，像古代农民那样「斫木为兵」，拉起一竿人马就可以东奔西杀的现象，已经绝无再次发生的可能。农民并不是没有反抗的理由，而是没有反抗的力量。

　　三是农民没有形成全国性的政治组织，不能「团结一气，共图公益」，不能有组织地进行合法化的利益表达，不能把农民事物纳入国家-社会的关系之中，直接影响政府的决策。

三　在另一端：城市及市民

　　社会系统是各种阶层以一定的相互作用方式和结构方式组成的。不同的阶层处于各异的权力相关性位置，并导致结构上不平等的交换和不平衡的发展模式。我们已论及了农民的情况。与此很不相同的是结构上的另一层次──城市和市民。

　　在国家工业化过程中，城市逐渐成为新型经济活动、新兴社会阶级、新式文化和教育的场所，这一切使城市与仍被传统的桎梏所羁绊的乡村有着本质区别。换言之，工业化改变了城市的性质，打破了城乡之间的平衡。经济活动和经济机会在城市骤增起来，简直不可胜数，与此同时，也改变了城市居民的文化机制和政治意识，使城市居民具有更高的文化和组织程度，并不断滋生出新的社会意识或愈来愈多地接受新的观念。他们逐渐感到自己在政治上也有能耐并要求以某种形式参与政治体系。与作为顺从者群体的农民不同，他们某种程度上可称为政治和社会经济的参与者，是对政治体系施加于他们的影响或潜在影响有所认识的公民，并且表现出对社会的输入过程，即他们对介入政治的过程有一定的认识，并形成了鼓励自己利用各种参与机会的态度，一定程度上相信自己努力去做就能够或多或少地影响国家的政治事务，进而产生行动的意向。他们已经融入政治体系，成为重要的组成部分。

　　也就是说，工业化过程使城市力量确定了自己的地位。城乡在政治能力上发生了分野，城市居民成为政治体制内占优势的集团。城市内部的各集团诸如文职官员、学生、知识份子、商人、医生、银行家、手工业工人、企业家、教师、律师和工程师等，能够利用他们在技能、地利和集聚在一处等优越条件去影响国家中央一级的政治。正如亨廷顿（1968）指出的，「城市是国内反对派的中心；中产阶级是城市反对派的集中点；知识份子是中产阶级反对派内部最活跃的集团；而学生则是知识份子内最有内聚力也是最有战斗力的革命者。」在世界范围内，「知识份子带有革命性几乎是处于现代化之中的国家普遍的现象，他们的目标往往是不着边际的和属乌托邦式的，同时他们又是敏感和挑剔的。」亨廷顿继续说：「没有一个政府能指望造反学生感到满意，但一个政府如果是真心实意的话，就能够极大地影响农村的情况，从而化解农民的造反倾向。」因此，「政治越是变成城市化的政治，它就越不稳定。」与乡村的沉默和冷漠相比，对于政治生命，「城市可能象炸弹一样要命」。

　　由于城市居民具有政治力量优势和更具有行动能力，因此他便能够在或大或小的程度上建构或重建社会交往和交换活动的规则和条件，在这种情况下经常可以保证在交换的损益上对他们自己比对乡村居民更为有利。塞尔索·弗塔多（1962）评述巴西的情况时，一针见血地指出：「我们的社会是一个只对产业工人开放的社会，对农民却不开放。事实上，我们的政治体制允许城市集团组织起来，以便在民主斗争的法规之内实现他们的要求。农业工人的情况则截然不同。因为甚么权力也没有，他们就不可能提出合法的要求和具有讨价还价的力量。」城市与乡村之间的不对称（甚至可称为「鸿沟」），实乃处于工业化之中的国家的政治症结。

　　在中国，共产党依靠农民运动，并通过农村保卫城市的武装革命道路，建立了政权。因而从道统上讲，共产党政权与农民血脉相连。然而，当共产党人带着泥土气息进入城市，其政治和经济的中心也就由农村转移到了城市，城市成了政府权力的枢纽和官员们角逐的场所，农村则逐渐成了边缘地带。正如恩格斯指出的，「革命胜利以后，农民在政治上和经济上日益退居次要的位置」；相应地，城市居民的政治重要性呈上升态势。二者对权力资源的控制以及行动的能力上发生了此消彼涨的变化。

　　考察历史，我们会发现，中共建立政权后，依靠强大的权威以及带有浓厚平民主义色彩的意识形态控制7，通过没收官僚买办资本，实行农村土地改革和合作化运动，以及对城市资本主义工商业进行社会主义改造，实现了对几乎所有的重要社会资源的垄断和控制，同时也实现了对所有重要的社会活动空间的垄断与控制，国家完全主导了社会。这种政治框架之下，无论城市还是乡村都受到了国家的强力控制，城乡居民在利益表达和对政策影响方面并不存在现实的明显差别。这意味着，在完全的集权和计画体制下，利益集团分析方法和公共选择理论是不适用的。但是，问题是当时中国选择重工业优先发展的工业化战略，为了更方便地提取农业剩余，中共依靠集权采取了「城乡分治,一国两策」的做法（陆学艺，2000），通过统购统销、人民公社和户籍制度「三驾马车」以及其他一系列配套政策，人为地割裂了农业与城市经济的联系以及农村与城市的联系，确立了城市偏向政策和城乡二元经济社会结构，把城乡置于不平等的劳动分工和贸易条件之下，为城市利用不平等的经济、政治关系对农村进行剥削确立了基础，即人为地确立和强化了城市相对于农村的优势地位，以及城市居民对政府决策的潜在的更大的影响力。以至当后来决策环境发生了变化，即中共放松了政治控制，逐渐形成一个对利益集团压力做出反应的环境后（蔡昉、杨涛，2000），城市居民的这种优势地位和潜在影响力，就会直接影响政府制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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