推理出发，研究逻辑的“覆盖率模式”。享普尔完成了这种推理模式，即首先要有一个或几个普遍规律，其次是具备一组事情发生的初始条件，由此推理，得出描述或解释，只有这样得出的描述或解释才是科学的历史。这就把实证主义完全撂到一边。
　　我一向是反对用模式法研究历史的。一个时代的经济运行、社会结构确实会形成某种模式，但那是研究的结果，不能说历史是按某种模式安排的。模式法常导致决定论、预期论，这也是不健康的历史观。逻辑实证主义，首先是普遍规律问题。享普尔也承认他提不出历史的普遍规律，而是借用心理学、经济学、社会学的已有规律；还有人提议用“正常状态”下的虚拟规律来代替。其次，所谓初始条件，除非是单称命题，是不可能齐备的，即使单称命题，也不能包括历史上的偶然因素。事实上，逻辑实证主义的史学并未流行，在美国用此法进行研究的，也只是某些个别事件。
　　(二)经济学理论与经济史研究
　　或谓经济史学是经济学与历史学两者的边缘学科，研究者要有历史学修养，又要有经济学根柢。不过我认为，经济史的根据仍然是经过考证的史料，在经济史的研究中，一切经济学理论都应视为方法论。
　　经济学理论是从历史的尤其是当时的社会经济实践中抽象出来的。经济学家常希望他们的理论成为永恒的，实际做不到，因而有古典经济学、新古典经济学、各种学派。熊彼特(Joseph A.Schumpeter)极有远见地把他那部空前繁浩而又缜密的经济学说史定名为《经济分析史》，因为。正何正大的经济学说，在历史的长河中都会变成经济分析的一种方法。经济学理论有明早的时代性，而作为分析方法，则寿命会长些。我举二例。
　　西方经济学有两次“革命”，即边际主义革命和凯恩斯主义革命。19世纪70年代的边际主义，由于以效用价值说为基础，受到古典学派的攻击和马克思主义者的否定。在后来的边际理论中，效用价值说即逐渐淡化，在洛桑学派中乃至成为影子，在有些学派中被成本价值说所代替。但边际分析作为一种方法，则广为流传，至今仍在应用。原来，边际分析方法只是微分数学在经济学上的应用，李嘉图的地租论和马克思对剩余价值增量的分析已有边际概念。在古典经济学完全竞争的假定下，边际收入与平均收入是一致的。到不完全竞争、垄断经济和社会主义经济中，边际值就不能用平均值来代替了，因而边际分析方法应用日广。
　　20世纪30年代的凯恩斯主义，是在西方资本主义危机的特定条件下产生的。它曾煊赫一时，为西方许多国家奉为国策，为渡过危机作出贡献。但不过20年，凯恩斯主义在理论上即暴露缺陷，基本上为新古典综合派所代替，并受到新自由主义、供给学派、合理预期学派的批判。但是，作为方法论，凯恩斯所创立的宏观经济分析，其国民收入、总需求、总供给、储蓄与投资等指标，国家干预经济的措施等，则被广泛应用，至今不息。因此兴起的增长理论，作为方法论，对经济史研究十分重要。
　　一切经济学理论都应视为方法论，那么，在我们研究中国经济史的时候，怎样利用西方的资本主义经济学理论呢?我想有两个方面，一是利用它作为思考方法，包括它的经济史观，二是利用它作为分析方法。
　　凯恩斯说，“经济学与其说是一种学说，不如说是一种方法，一种思维工具，一种构思技术。”思考方法，西方常称为approach，即怎样去看这个问题，从何入手，头脑中形成什么样架构。各经济学派不同，要根据我们的历史观，根据中国的国情，根据所研问题的性质，选择可用的理论观点及其思维逻辑作为思考方法。选用任何理论，都应是启发性的，而不是实证性的。在经济史论述中时见“根据某种理论，应如何如何”语式，这是最笨的用法。
　　著名经济学家，大都有自己的经济史观。例如亚当·斯密，把人类社会进步归结为分工和专业化带来的劳动生产力的增进，而分工是由交换引起的，受市场范围限制。19世纪德国历史学派经济学家提出各种经济发展阶段论，有的是以生产的发展为主，有的则以交换的扩大分期。是需求牵动生产还是生产决定需求，至今争论不息。我很同意恩格斯在《反杜林论》中提出的把生产和交换叫做经济曲线的横坐标和纵坐标的主张，两者互相制约，至于哪者为主，在不同历史阶段有不同情况。20世纪初熊彼特的创新论，把经济发展看成是经济内部各种因素创新的组合过程，形成一种新的经济史观。60年代罗斯托(Walt W.Rostow)的经济成长阶段论，尤其是他的“起飞”和“主导产业”概念，最受人注意。不过这都是讲资本主义前期，到二次大战后，又有许多新的理论出现。
　　这里，介绍一段诺斯的看法。他说，目前，研究经济史的理论不外古典经济学、新古典经济学、马克思经济学三种。古典经济学强调人口与土地的矛盾，得出一个悲观模型，但在研究19世纪中叶以前的经济史中还是有用的。新古典经济学以储蓄率作为经济增长的动力。注重市场调节，并注意知识积累和边际替代，是一种乐观模型。但它完全忽视了产权、制度、意识形态等因素，而没有这些，单凭市场机制，是不能解释历史上的重大变革的。马克思经济学把新古典模型漏掉的东西全部包括进来了，并强调所有制、国家的作用和技术发展口但马克思经济学过于理论化，不像新古典经济学拥有机会成本、相对价格、边际效益等精确的分析方法。诺斯的这段分析很精辟，不过我以为经济史研究还应从社会和文化方面取证，这一点，我将在后面谈。
　　关于把经济学理论作为具体问题的分析方法，我以为可根据我们研究课题的适用性和资料的可能性，选择某种理论的一点或几点，作为分析方法。例如我以为李嘉图的地租论，在分析中国封建经济中即可有用。又如斯密的增长理论，是建立在资本主义雇佣劳动的基础上的，但他所谓“资本”是以上一年的谷物收获量为基数，如果不取其工资基金说(上一年收获用于支付农场雇工工资部分)，这一思路仍可用于分析明清经济的发展。就是说，有些经济学理论可加以修改，然后利用。又如投入产出法，在资料较多的明清江南农业和手工纺织工业中，已有人应用。在近代经济史中，可利用的范围更广些。19世纪后期以来的价格、市场已有不少人进行分析，在农业和新兴工业中已有人尝试边际分析。20世纪以来，宏观方面诸如GDP、总需求、总供给、投资以至消费结构等，都已有人在研究。
　　最后谈一下经济史和经济学的关系。经济史研究的东西，包括体制、制度、社会结构、文化思想以至习俗惯例，远比经济学广泛，而且是活生生的。熊彼特在他的《经济分析史》巨著中，把经济史作为研究经济学的四种基本学科中最重要的一种，它不仅“是经济学家材料的一个重要来源”，而且，“如果一个人不掌握历史事实，不具备适当的历史感或所得历史经验，他就不可能指望理解任何时代(包括当前)的经济现象。”当代经济学家、诺贝尔奖获得者索洛(Robert M.Solow)写过二篇《经济史与经济学》。他谴责当代“经济学没有从经济史那里学习到什么”，而是脱离历史和实际，埋头制造模型；批评当前美国的经济史也像经济学“同样讲整合，同样讲回归，同样用时间变量代替思考”，而不是从社会制度、文化习俗和心态上给经济学提供更广阔的视野。他说，经济史学家“可以利用经济学家提供的工具”(按工具即方法)，但不要回敬经济学家“同样一碗粥”。这话是很中肯的。的确，经济史有广阔的天地，无尽的资源，它应当成为经济学的源，而不是经济学的流。 　(三)结构主义和整体史观
　　结构主义和整体史观(holistic perspective)作为方法论，都源于社会学。社会学把社会看作一个有机的整体，“整体大于部分乏和”，而结构意味着部分与整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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