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也丰富了实证主义方法论。
　　19世纪末20世纪初批判实证主义的历史哲学可以狄尔泰(Wilhelm Dilthey)、克罗齐(Benetto Croce)、柯林伍德(Robin G.Collingwood)为代表。
　　原来孔德(August Conte)创建的实证主义，是把一向视为艺术的历史学纳入他的社会学，比同于自然科学，用归纳、演绎等科学方法确立历史事实，再寻找规律。狄尔泰指出，历史学是研究精神的，与研究物质的科学不同，不能用科学的方法。史学家和他所研究的对象(历史事物)都属“个体生命”，有同一性。真正的历史知识只能来自史学家对他的对象的“内在体验”，使对象活在他的心中。这等于史学家以自己的生命思想复活已死的事物，给历史以生命，他称之为“移情”。并用移情论建立他的解释学(Hermentics)：对于文本(历史文献)须从个别词语来理解整体，又从整体来理解个别，构成“诠释循环”，以及从历史理解现在，从现在理解历史，多次循环，才能有比较完整的知识。
　　克罗齐也是把历史学视为一种艺术，不过一般艺术不必求真，历史则必求真实。科学是从外部观察自然事物的普遍性，历史研究则要求研究者进入历史事物内部，领会事物的个别性，而这样作出的判断是真实的，因为普遍原理只有在个别中被实现才是真实的。克罗齐又认为，史学家总是根据当代的兴趣去选择历史题材，根据当代的思想去评论历史事物，它是史学家此时此刻的思想活动，因而得出“一切历史都是当代史”的结论。现实兴趣没有进入过去以前，只有历史档案，现实生活进入档案以后，才出现真正的历史，而这也是历史的功能所在。
　　柯林伍德指出，历史是一个由此及彼的生成过程，过去的东西并没有死亡，而是以改变了的形式浓缩于现实之中。历史过程是由人的行为构成的，每人行为背后都有其思想动机，史学就是研究这些思想动机，因而“一切历史都是思想史”。史学家研究前人思想，也就是在自己的心灵中重演它。但不是在原来的水平上，“他之重演它，乃是在他自己的知识结构中进行的，因而重演它也就是批判它并形成自己对它的价值的判断”。这里的知识结构包括了历史，“过去的一切都活在史学家的心灵之中，正如牛顿是活在爱因斯坦之中”。
　　上引语见柯林伍德《历史的观念》，该书并检讨了自古希腊至20世纪初的各家历史观，可资一读(中译本商务印书馆1997年版)。
　　以上可见，狄尔泰、克罗齐之批判实证主义，主要因为史学是艺术，不能用科学的研究方法；柯林伍德虽视历史为科学，但它研究的是思想，须用思想“重演”的方法。事实上，他们并不反对确立史实和考证功夫。狄尔泰的解释学就是一种考证；克罗齐曾盛赞当时考证成果，使史学脱离幼稚状说：而柯林伍德所强调的“批判”一词，主要指考据、考证。
　　20世纪初流行的新康德主义观点认为，自然界是统一的、永恒的，有普遍规律，而历史则是个别的，“一次如此”的东西，没有普遍性。再则，自然界无价值可言，而历史则是人为的，对历史事物有价值判断(道德判断)问题。孔德和斯宾赛(Hebert Spencer)的实证主义，主张用科学方法研究历史，并主张对历史也像对其他科学那样，只问“是怎样”，不问“应该怎样”。这就引起了争议，至今未完全解决。
　　这里谈一下我个人看法。我认为，历史学属于人文科学，并具有艺术(教育)功能。历史中也有一些普遍性、规律性的东西，但主要在人口、社会和经济的结构与组织方面，且不具永恒性。史元定法，自然科学、社会科学、人文和艺术的研究方法都可有选择地用于历史研究，尤其是用于考据和实证。至于价值判断，我认为是必不可少的，史学如元价值判断，怎能古为今用呢? 19世纪一些史学家力求态度“中立”，免涉是非，是不可取的。我主张要有两种价值判断：实证的(positive)和规范的(normative)。作实证判断时，应把所论事物或行为放在它产生或运作的具体历史条件下，即严格的历史主义，不可用今天的标准妄议古人。作规范分析时，则可以今天的历史知识和价值观为准，评议历史事件的潜在效应和长远后果，说明当时人的历史局限性。但要有足够的谦虚，因为我们的知识有限，下一代人也会指出我们所作判断的历史局限性。
　　20世纪30年代兴起的相对主义认识论可以贝克尔(Carl L.Becker)和卡尔(E.G.Carr)为代表。贝克尔认为，历史事实作为过去的存在已经消逝，实证主义者要求“如实地说明历史”是不切实际的幻想。今天，“历史便是我们所知道的历史”。这种历史是相对的，跟着人们知识的增加而变化。卡尔提出，历史事实是史学家根据自己的判断选择出来的，总不免主观意识。单纯的历史事实只是一潭死水，经史学家选择和探讨才成为有意义的东西。因而历史乃是“历史学家跟他们的事实之间相互作用的连续不断的过程，是现在与过去之间永无止境的问答交谈”。
　　这一思想在后现代主义者伽达默尔(Hans-George Gadamer)的解释学中发展成系统理论。伽达默尔师承海德格尔的“前有”说，认为人们在解释文本(历史文献)之前必有自己的、由历史和文化传统形成的“前理解”或“成见”(Voruteil)，它给解释者以“视域”(观察的角度、范围)，经过与文本互相切磋，达成共识。因而，解释不是像狄尔泰的解释学那样是重建过去，而是一种创新，达成更高基础上的理解，“比希腊人更希腊”。他说“理解总是一种对话”，真正的理解乃是读者与文本之间的“问答逻辑”，现代世界与古代世界之间“超越时间距”的交流。人们的成见不是一成不变的，它是“我们对世界开放的轨道”，会使视域更卓越宽广，理解也更深入真实。伽达默尔的解释学否定了康德的“自我”历史观，也否定了西方传统的主客体的对立，理解不再是主体对客体的“认知”，而是今人与古人，主体与主体之间的交往。其发展，便是哈贝马斯的“交往理性”。
　　卡尔《历史是什么?》(中译本商务印书馆1981年版)，伽达默尔《真理与方法》(中译本辽宁人民出版社1987年版)，都可一读。
　　我认为，应当承认历史认识有相对性。我常说，历史研究(不是写历史)就是研究我们还不认识的或者认识不清楚的过去的实践，如果已认识清楚，就不要去研究了。历史上总有认识不清楚的东西，已认识清楚的随着时代进步和知识积累，又会变得不清楚了，需要没完没了的再认识。这种认识和再认识都不是复旧，而是创新，历史学也因此不断进步。就历史上的事件说，当事人并不知道他们这样做的后果，甚至不了解为什么这样做。就史料说，当时人的记载既不能详尽无遗，也不能认识它的历史意义。这都要靠史学家的考证功夫，汇集各种旁证，甚至外域的反应，才能比较清楚地认识它的全部意义。在这种考证中，史学家的主观见解既不可避免，也是必须的，特别像史学家的“历史修养”，是不可或缺的。问题是不能圄于主观，而要在研究中更新。卡尔把历史的研究比作今人与古人的对话；伽达默尔把文本的解释说成是现代世界与古代世界的交流，都很好。从认识来说，他们的主体与客体观点，十分近似中国的历史观，在他们的方法论中，也都具有“百家争鸣”和不断更新的内涵。
　　最后，逻辑实证主义。它原是维也纳学派的哲学思想，作为方法论，它是以经验为根据，以逻辑为工具，进行推理，用概率论来修正结论。这个学派传入美国后，与美国原有的实用主义结合，产生一种模式法的“科学哲学”，用于历史学，以波普尔(Karl R. Popper)和亨普尔(Carl G.Hempel)为代表。波普尔认为历史学和自然科学同属经验科学，但科学之成为科学不在于它能找到多少例证，而在于合乎逻辑理性。他根本否定了考据学最常用的归纳法，并认为资料不能生产理论，资料比理论“更不可靠”，转而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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