于“野蛮的工具理性”由科学经济领域侵入了道德价值领域，它扭曲了人类的交往，变成“伪交往”。他提出在现代化过程中，道德或价值理性应该主导工具理性，价值观应该约束科学技术。
　　3.历史一元论和中心论问题
　　历史一元论的基础是价值一元论和文化一元论。这种一元论源于希腊哲学的“逻各斯”理论，到中世纪基督教哲学达于绝对化，好像世界所有文明都来自《出埃及记》。18世纪，维科和赫德尔(Johann G.Herder)提出文化多元论。康德读了他的弟子赫德尔的著作后研究历史哲学，但他持一元价值论，提出“世界公民”的历史观。黑格尔更是完全的历史一元论和中心论者，中心即普鲁士王国。工业革命以后，出现西欧中心论。19世纪，出现历史发展阶段论，把各民族文明差异归结为西欧历史发展的不同阶段，落后者是处在西欧的早期阶段，希望他们按步就班前进。
　　后现代主义者在哲学思想上差不多都是多元论者和非中心化(decentering)论者，在历史观上也是这样。如有人认为世界本来是差异的、多样的，先进和落后都有其存在价值。著名的后自由主义者柏林(Isaiah Berlin)批判“世界公民”思想，提出各种文化价值的“不可通约性”，不能用一个尺度来衡量，甚至不可兼容，自然不能有一个中心。历史学家斯宾格勒(Oswald Spengler)和汤因比都是文化多元论者。斯宾格勒认为每种文化都会由盛而衰，因著《西方的没落》，世人瞩目。汤因比在《历史研究》中认为西方文明可免于衰亡，但不能靠物质力量，而需要一种“终极的精神”。晚年，他把注意力转向东方，他在1975年与池田大作的对话中说，将来文化上统一世界的不会是西欧化国家，而是中国。
　　4.历史的连续性问题
　　后现代主义者很多人认为历史是非连续性的。有的是从强调个别性出发，世界上的事物彼此没有必然的联系，历史上的事物也没有纵向的必然关系。有的是从后结构主义立论，强调社会的非同质性，那么后一代与前一代也没有必然的同一性。后现代主义的领袖人物也是历史学家福柯(Michel Foucault)对此有深刻的研究，他号召新的历史学家应该去寻找历史上“断裂的现象”和“转换的原则与结果”。
　　历史非连续性的论断看来是不能接受的。今天我们的问题正是要反对割断历史，似乎一场革命就可与过去一刀两断，重新创造，在一张白纸上绘新图画。马克思在论法国大革命时说，人们创造自己的历史，但不是随心所欲，而是在“从过去继承下来的条件下创造”(《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一卷第603页)。他在论历史时说，“历史不外是各世代的交替”，每一代必须接受前一代留下来的“生产力总和，人和自然以及人与人之间的历史上形成的关系”(同上第43、51页)。这三者是不能割断的，只能继承下来进行改造。
　　不过，对于福柯的非连续性历史观也不能闭目了之，需作些说明。
　　中国的史学传统一直是重视连续性的，这在历史观上就是“通古今之变”。西方不是这样。早期西方史学都是一件一件的故事，互不联系。鲁滨逊(James H.Robinson)的名著《新史学》说，直到文艺复兴时代，史学中时间错乱的现象还习以为常，历史连续性的概念是19世纪才建立起来的。福柯也说“19世纪成为历史学的世纪”，他所批判的正是这时期的史学。他说，这时期的史学设定了一个永恒的真理，把合理性作为人类的目的，又受进化论影响，排除断裂现象，把历史写成人类不断完善自己、理性不断增强的历史。19世纪末，更把社会归结为某种单一的形态，某种同质的文明，排除个体，历史抽象化。福柯声讨的正是这种有发展而无变革的目的论的史学。
　　福柯认为，启蒙运动以来的史学是一种以人为中心的主体主义史学，人创造一切。而这种理性的人，是由权力建构的。权力认可的理性，压迫一切异论。他从笛卡尔的《方法论》中看出理性(工具理性)的极权性，又在众多论述中加以论证。他反对这种以权力为基础的主体主义史学。
　　福柯主要是研究文化史和思想史，他把思想认识称为“知识型(episteme)。他认为，启蒙运动以后在科学、哲学、文学等方面的知识型不是继承古典时期的原型而来，而是古典认识的断裂和非连续性转换。因而他在《知识考古学》中宣告“历史已死亡”，提出建立“新历史”。
　　建立新历史，福柯要求用非连续性概念来划分历史的系统和层次，发现历史“过程的界限，变动曲线的转折点，历史事物功能的极限。他反对传统史学的永恒真理论、目的论、线性发展和因果链模式，而强调断裂和转换。他说，这种新历史的最初阶段可上溯到马克思。我们知道，马克思曾说过“历史的动力……是革命”。看来，福柯的断裂和转换亦有变革、革命的意思，也可说，是从积极方面来解释“通古今之变。”
　　福柯的论述集中于《Dits et Ecrits》中译本《福柯集》(上海远东出版社1998年版)。
　　总的看，20世纪50年代以来西方新的历史观多少都有向中国历史观靠拢的倾向。
　    二、方法论
　　历史观和方法论是不可分的，在研究具体历史问题时，一切史学理论都可视为方法论：思维的方法或者论证的方法。列宁说：“历史唯物主义也从来没有企求说明一切，而只是企求指出‘唯一科学的’说明历史的方法”(《列宁选集》第一卷第13页)。不仅如此，恩格斯说：“马克思的整个世界观不是教义，而是方法”(《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39卷第406页)。在论及历史观时，马克思说，它们“充其量不过是对人类历史发展的观察中抽象出来的最一般的结果的综合。这些抽象本身离开了现实的历史就没有任何价值。它们只能对整理历史资料提供某些方便。”(《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一卷第31页)这话也许有点过份，不过，“方便”可理解为方法。
　　前已言及，我还把被称为“分析与批判的历史哲学”列入本篇方法论中。经济史研究中还需应用经济学、社会学、人类学等理论，也都在本篇中论及。本篇方法论，限于篇幅，我也只讲有关理论和原则，不讲具体操作方法。又主要是讲西方，中国方面另有专篇讲述，从略。
　　我主张“史无定法”。研究经济史，唯一根据是经过考证的你认为可信的史料，怎样解释和处理它，可根据所研究问题的性质和史料的可能性，选择你认为适宜的方法，进行研究口不同问题可用不同方法；同一问题也可用多种方法来论证，结论相同，益增信心，结论相悖，可暂置疑。
　　我写过一篇《中国经济史研究的方法论问题》，举了些实例，有兴趣者可参阅。(载《中国经济史研究》1992年第1期)
　　(一)实证主义和有关问题
　　实证主义是研究历史的基本方法，不可须臾或离。中国史学自司马迁起就是实证主义的，宋代加入义理，并改进因果论证。清代考据学、训话学出现盛况，20世纪初兼采考古学成果和西方考证方法，益臻完善。20世纪50年代一度陷入教条主义，但未放弃实证原则。近20年来，大量发掘史料，考证范围扩大，博采翔究，举世称盛。
　　西方史学曾长期受制于神学，继受浪漫主义影响，至19世纪初始有兰克的实证主义史学，故称兰克为近代史学之父。当时主要用语言学和法学方法考证历史文献，诠释经典著作，成绩斐然。不久进化论问世，考古和自然科学方法进入实证主义，麦特兰(F.W.Matiland)史学名重一时。继之欧洲各国开放档案，史学家信心十足，19世纪末阿克顿爵士(Sir John Acton)受命编篡《剑桥近代史》时，相信他们是在为“终极的历史”作准备。然而，就在此时出现了批判实证主义的历史哲学，20世纪30年代出现相对主义认识论，20世纪50年代出现逻辑实证主义，20世纪60年代又有后现代主义的解释学，都是批判实证主义史学的，但是，所有这些并未根本动摇实证主义的基础，而是以新的观点丰富了史学理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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