结构的变化也会影响经济发展，例如在魏晋南北朝时期口同时，制度的变革往往需要创新集团和社会群体力量的配合才以实现。
　　我赞成“社会经济史”的提法。但目前经济史学者多元力研究整个社会，要依靠社会学专家的成果。就经济史说，主要是考察人口、宗族、等级、分业(士农工商)、乡绅和社区组织、消费习俗等。据我考察，16、17世纪，中国社会在这些方面都显著的变化，但未普及到全国。
　　经济史研究要注意非经济因素。非经济因素中最大的是政府和文化两项。就中国封建政府而论，它在促进经济稳定和发展上，效率要高于同时代的西方政府。在阻碍经济现代化中，中国政府也远大于西方。
　　文化思想 经济发展——制度改革——社会变迁，在最高层次上都要受文化思想的制衡。我用制衡(conditioned)一词有双重含义：一方面，不合民族文化传统的制度创新往往不能持久，(如人民公社)；另方面，文化思想又常是社会制度变革的先导，这种先导历史上称之为“启蒙”。
　　经济史学者，限于精力，只能考察居于主导地位的文化思想，这在西方是基督教文化，在中国就是儒学文化。秦汉以后，儒学文化实际已渗入其他各家，才居于主导地位。至于民间的思想和习俗，可放在社会研究之中。
　　文化思想变迁不是与经济变迁如影之随形，必须破除经济决定论。恩格斯说，思想发展有它自己的规律。规律如何，我说不出。不过，就宋以后而言，我以为儒学的发展就是它逐步理性化，至王阳明的良知说，将“知”和“理”直接挂钩成一元论，起了解放思想的作用。(同时代，西方思想变迁也是理性化和解放思想)
　　16世纪出现的以泰州学派和李贽为首的反传统思潮，17世纪出现的以顾炎武、黄宗羲、王夫之为首的“经世治国”的实学思潮，都是启蒙思潮。但中国的理性化思想中，只有道德理性，缺少工具理性，不见成效口入清以后，一元化专制主义在文化思想上的控制比在经济上还厉害，启蒙思潮全被扼杀，儒学转入经学。到19世纪后期以西学改造儒学，才有第二次启蒙思潮，以至“五四”运动，文化思想又都是以先导为主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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