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不足乃至错误，用计量学方法加以检验可给予肯定、修正或否定。总之，使用计量学方法要以已有的历史研究为基础。70年代美国经济史学会主席希德(Palph W. Hidy)在就职演说中说，“没有以往史学家所作质的研究，计量史学家也会走入歧途。”
　　(五)制度变迁与经济发展
　　近年来，以诺斯为首的新制度学派经济史理论在中国颇为流行，大约因为我们正在进行体制改革之故。诺斯的经济史理论兴于20世纪80年代，由国家理论、产权理论、意识形态理论三部分组成，而以产权理论为核心。
　　诺斯认为，人类受自身生产能力和环境的限制。只有通过交换来获得经济收益和生活保章。产权是交易的基础和先决条件。产权结构和交易的有效性是由制度安排的，其目的在于查成一种激励，使个人(企业、团体)努力以赴，获取最大收益，以至个人收入接近于社会收入，而这种情况也就是经济增长。个人收入不可能等于社会收入，因为制度安排、产权的制定和监肾执行，交易协议的达成和保证实施，都需要成本或费用，连同交易中的代理、度量、信息、不确定性(保险、投机)等费用，统称交易费用。这是过去经济学常忽略了的。而经济发展，专业化阳分工的发展，规模经济的扩大，又都增加交易程序，增加交易费用。因而，新的制度安排，能唱进产权结构和经济组织效率的安排，常因交易费用方面的阻力而滞碍难行。诺斯说，长期来看，历史上经济增长的时期总是少于经济停滞和经济衰落的时期。
　　在国家理论上，诺斯采取契约说。在封建社会中，他就是采取契约说领主以封赏土地换取属臣和农民的效忠。在现代国家，国家制定产权和激励制度，与个人(企业、团体)相交易；国家以服务(国防、治安)和公正(法律、裁判)与选民相交易；目的在使政府的租金(权力报酬)和税金最大化。但国家的收益要受制度成本、特别是监督执行费用的制约，加以官僚政治，制度改革常会得不偿失。像“白搭车”的现象，国家的强制力量几乎无效。国家还要受选民机会成本的制约，税率过高，选民会要求更换政府，以至革命起义。因此，国家对于经济增长来说是必不可少的，但它也是人为的经济衰退的根源。
　　诺斯很重视意识形态的作用，甚至同意历史就是意识形态的战场的看法q在论述中，他也提到伦理道德和世界观在制度的选择和决策中的作用，但他更重视的是通过公民教育，建立一种意识形态，以保证制度规范的实施。例如在制度改革中，要有“灵活的”意识形态，以赢得新的利益集团的拥护和老的利益集团的不反对。他以很大的篇幅讨论了白搭车问题。因如人人白搭车，等于制度完全无效，而解决白搭车问题，除了依靠意识形态的教育外，没有其它办法。
　　诺斯的主要著作有《西方世界的兴起》(中译本华夏出版社1999年第2版)、《经济史上的结构和变革》(中译本商务印书馆1992年版)等。
　　诺斯的经济史理论是以新古典经济学为基础的。新古典经济学研究短期经济现象，把国家、意识形态以及制度安排都现为已知的、既定的或外生变量，不予考虑；这是非历史的。诺斯改变这种观点，把它们都纳入经济史研究范围，完全正确。他提出以制度安排为核心，研究各时期的结构变革和经济组织的有效性，并审定其实际绩效，这是经济史方法论上一大启发，但在应用上不可胶柱。历史是复杂的、多元和多因素的，不能把制度安排作为唯一的原因。在诺斯的具体经济史、特别是古代史的著述中，常可见人口和移民、战争、技术以至黑死病等非制度因素的重大作用，而他的著作也命名为“结构与变革”而非“制度与变革”。再则，制度变革，如希克斯《经济史理论》所说，常是经济发展的结果而不是它的原因。在国家理论上，我以为不宜把国家与人民的关系作为利益交易关系，这只能解释部分经济现象。在意识形态问题上，诺斯的观点就更狭隘了。
　　(六)经济发展、制度变迁和社会与文化思想变迁的关系
　　目前中国的经济史研究可说有三大学派：一派偏重从历史本身探讨经济的发展，并重视典章制度的演变。一派重视从经济理论上阐释经济发展过程，乃至计量分析。一派兼重社会和文化思想变迁，自成体系。我以为这是极好现象，从不同角度和方法出发，百家争鸣，才能促使学科的全面发展。如何研究经济史，每人都应有自己的看法。下面简括一下我个人的看法，希望不要因此干扰别人的看法。
　　历史 我是学经济出身的，并曾长期从事经济工作。但我认为经济史首先还是“史”，要有个历史观。我赞成中国传统的“究天人之际，通古今之变”的历史观念：长期来看，经济发展总不能逆天行事；要辩证地考察历史上经济的兴衰，包括周期性。这种历史观有自然主义倾向，因而在我看来，一切目的论、决定论的思维方式都不足取。
　　历史学的首要任务是探求历史的真实，史料考证是治史之本，实证主义不可须臾或离。但历史真实是个认识论问题，应当承认我们对历史的认识总是相对的，并有我们时代的局限性。随着知识的积累和时代精神的演进，历史需要没完没了地再认识和改写。因而许多话不能说死，许多事可以存疑。
　　价值判断是中国史学的优良传统。我主张应作实证的和规范的两种价值判断。实证判断要把所论事情严格地放在当时的历史条件之下，不可以今论古。规范判断要写在后面，那是用；天的价值观来评论古人的历史局限性，但要有足够的歉虚，因为我们的价值观也有时代局限性。
　　我赞成结构主义整体史观，但作为方法论我们还作不到。今天中国经济史的研究还应是分工合作，以专题为主，但要有全局观点。既称经济史，在研究中还是先考察经济变迁，然后及于制度、社会、文化思想口这不符合逻辑思维，但较实用。
　　经济 经济史是研究各历史时期的经济是怎样运行的，以及它运行的机制和效果。这就必然涉及经济学理论。在经济史研究中，一切经济学理论(包括我前面未提及的中国的经济思想)都应视为方法论：思考方法或分析方法。史无定法，需根据时空条件，所研究问题性质和资料可能，选用适当的方法。
　　任何经济学理论都要假设若干条件或因素可以略去或不变，否则不能抽象出理论来。这种帛设是与历史相悖的。这不能改正，只能补救，即用史学的特长来规范时空(地区特点)和考察 范围，使理论在小环境内起分析方法的作用。
　　经济史研究中，凡能计量的都应尽可能计量。有时比较值更重要于绝对值，这是史的特点。因为过去注意不够，我主张大胆推广计量学方法，但主要用于检验已有的定性分析，不宜凭模型创造新的理论。
　　制度任何经济都是在一定的制度下运行的。制度制约着经济的有序运行，要有稳定性。但也有变迁，尤其像土地制度、赋役制度、租佃制度、劳动制度等。制度变迁常是不可逆的，表现历史的进步；但也会出现反复和逆流，造成经济的衰退。一般说，生产和交换的发展要求制度的变革，制度的反复则多半是非经济因素造成的，而在一定生产力水平下，制度的良窳决定经济的盛衰。
　　在重大的经济变动中，例如在由传统经济向现代经济的转变中，不仅要求有上述一般制度的变革，还要求有体制的(systematic)变革，以至根本制度的(constitutional)变革。前者包括所有制的变革，后者包括政治变革。
　　这个转变，在西欧就是从商业革命到工业革命口马克思称为生产方式的变革，用了300年时间；希克斯称为由习俗经济、命令经济向市场经济的转换，用了300年。考虑到社会、文化，布罗代尔和诺斯都说用了400年。
　　我以为16世纪中国经济就有向现代化转变的迹象，也有一定的制度变迁，但未能引起体制改革，即告中辍。
　　社会 经济发展和制度革新必然引起社会结构、社会群体组织和行为的变迁。社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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