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以仁义为人际交往最基本的理。和西方不同，宋理学家差不多都是人性善论者，把人的私欲归之于气有浑浊或外界诱惑，因而要求人通过理性知识，自我修养，“存天理，去人欲”。一切又要以心“诚”为本，致“中庸”即中和之道。待人接物普遍宽厚，“民吾同胞，物吾与也”，以至世界大同。
　　李约瑟(Joseph Needham)把朱熹理学视为中国传统儒学的科学化。宋代科学技术居当时世界之冠。李约瑟估计可抵18世纪英国工业革命前的水平。但中国迄未能自行发展出近代科学来。朱熹也讲“格物穷理”，认为是知识的来源，而实际上他所讲的都是伦理道德之理，不讲物之理口儒家没有西方哲学那种讲物理学的传统。可以说，朱熹的理学是“道德理性”，没有“工具理性”，这也使中国理性化的道路与西方迥异。儒家辩证思维很高明，但缺乏逻辑学思维，这又是缺乏工具理性的重要原因。道德理性不能工具化，就变成教条，变成“三纲五常”，日益僵化。12世纪出现的陈亮、叶适的富国富民之学，也因缺乏工具性，渐形衰落。
　　15世纪末兴起了王守仁的理学。他反对朱熹的“理在事先”的观点，继承南宋陆九渊“心即理”的观点，认为“心外无理”。提出“以天地万物为一体”，“视天下犹一家”，不要“问形骸而分尔我”。这是破除了形而上(理)与形而下(万事万物)的界限，并破除了主体与客体界限的彻底的思维与存在同一的观点。而王守仁最大的创造是他的“致良知”说。他认为，人心本无善恶，善恶是“意”的作用，用理性来认知善恶，去恶存善，便是致良知了。致良知说纯属唯心论，但十分提高了个人理性思维的价值。他说，“学贵得之于心，求之于心而非也，虽其言之出于孔子，不敢以为是也”。孔子之言可破，还有什么教条不可破呢?
　　于是，16世纪就产生了泰州学派、何心隐、李贽以及东林党人的反传统思潮。他们批判朱熹以至传统儒学的教条，讽议时政；他们不少人肯定了人的私欲，分别提出了自由、平等、博爱的概念(惟未见民主思想)。这个思潮很激烈，并有组织活动，不少人被系狱，以至身殉。17世纪，兴起了顾炎武、黄宗曦、王夫之以及唐甄、颜李学派的启蒙思潮。他们以“经世致用”之学为号召，反对君主独裁，进一步肯定欲、私、利，提出令百姓“自为”，国家少干预，以及富民、解禁，“工商皆本”等主张。惟其论证限于义理，缺乏工具性。旋清人入主中原，厉行文化专制，文字狱连绵，蓬勃一时的启蒙思潮嘎然中辍。
　　清代儒学回到经学，儒学的理性化可说以失败告终。到19世纪后期，吸取西方的科学和工具理性，兴起“新学”，才渐获成效，即洋务运动、戊戌变法、辛亥革命。
　　这里，我略谈马克思主义的历史观。马克思在《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中就提出了人与自然界的同一性问题口人是以社会的存在与自然界交往的，并通过劳动改变自然界对人的作用。人的本质是自由，但在现实社会中，人已自我异化，成为被迫劳动。要经过严厉的阶级斗争，实现共产主义，才能实现全面的自由劳动。这就是他在《资本论》中所说的由“必然王国”到“自由王国”。他在上述《手稿》中说，“共产主义，作为完成了的自然主义，等于人道主义；而作为完成了的人道主义，等于自然主义，它是人和自然界之间、人和人之间矛盾的真正解决”。而这也就是“历史的全部运动”。
　　列宁在《哲学笔记》中讲“发展是对立面的斗争”，也讲“发展是对立面的同一门而在《谈谈辩证法问题》中，他认为正确的发展(进化)观“是对立面的统一”。到斯大林，就斩钉截铁地说，“从低级到高级的发展过程不是通过现象的和谐的展开”，而是通过“矛盾的揭露”和“对立倾向的斗争进行的。”(《论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 　　(五)理性主义的反思
　　西方的理性化或现代化，从工具理性看，确实成绩辉煌，人都要邀游太空了；但从价值理性看，生态破坏，道德沦丧，离真善美更远了。这就不能不引起反思和批判。20世纪50年代，卢卡齐(George Lukacs)在《理性的毁灭》中说，1848年以后，西方资产阶级走向反动，西方文化也由理性转向非理性，20世纪已是非理性的世界了。20世纪60年代，舒尔茨(Theodore Schultz)提出《人力资本论》，要求重视人的价值，注意智力投资。20世纪70年代，舒马赫(E.F.Schumacher)发表《小的是美好的》，批判西方讲效率不讲道德，错误在于“人对自然的态度”，人属于自然，却把人作为征服自然的外在力量。20世纪80年代，佩鲁(Francois Perroux)出版《新发展观》，要求人与自然界和谐发展，并重视文化的决定性作用。这些书都有中译本。《小的是美好的》(商务印书馆1986年版)，值得一看。
　　20世纪70年代起，西方兴起后现代主义思潮，声势日隆。这个思潮并未形成系统理论，而是分别批判西方现代资本主义社会尤其文化思想。我择其有关历史观的几个问题，略作介绍。
　　1.人与自然，人与人的关系问题
　　后现代主义者一般反对西方哲学本质与现象分离、主体与客体对立的观点。以后现代主义先驱者、存在主义大师海德格尔(Martin Heidegger)为例。海德格尔认为本质和现象都是存在，本质以生成方式由本体向显体展现，犹如种子成长为树木。这与宋儒“体用一源”、“显微元间”的论点相仿。他认为，人与自然界不是主体与客体的关系，而是人“关切参与”(Sorge，中译本作“操心”)自然的关系，晚年，他在《论人道主义的信》中描述人与自然界共存共荣，则颇有天人合一味道。在人与人的关系上，他认为人都是“共同存在”的，共同分享这个世界，因而人与人之间的互相关切参与(操心)的关系具有意向性和伦理价值。
　　海德格尔的主要著作《存在与时间》在中国已颇流行(中译本三联书店1999年第2版)。
　　海德格尔的弟子雅斯贝尔斯(Karl Jaspers)发挥了自由个体之间关切交往的论点，他称为“传导”。没有孤立的人格，人与人之间总有相互关系的机制和准则，而历史应视为不同时代人之间的传导，人类以此实现自由。
　　稍晚出现的后现代主义大师哈贝马斯(Jurgen Harbermas)提出系统的“交往理性”理论。他称之为“历史唯物主义的重建”，不过是从社会关系立论的。他认为，在家庭、部落时代，人们可以自由交往，与现实社会的关系还是比较一致的。阶级社会造成两者分离。到现代资本主义社会，人异化为物，丧失人的自由，一切现实社会关系都由金钱和权力支配。要重建后现代社会，必须恢复人与人的交往理性，开展诚意的对话，通过沟通和协商，稳定群体的团结和个人与群体的协调，促使社会整合。原来，海德格尔曾从本体论上把理解和认同看作人类历史的一个基本方面口哈贝马斯从人与人关系土论证，说他的交往理性是“主体间关系”，等于破除西方主客体论的传统。这一点与中国仁学的论点有一致之处。
　　2.理性化或现代化问题
　　后现代主义者不少人否定理性，认为世界根本不是理性的，而是由浑沌、个别和差异组成，世界是非同质的，即所谓“后结构主义”和“解构论”(deconstructionsim)。因而人们在思想和选择上没有一致性。理性主义要求人们有规范行为，只能出于强迫，而强行一致就是暴力、压迫、恐怖主义(如军备以至核武器)。这就形成一种非理性主义历史观，认为18世纪以来的理性化或现代化是个历史错误，到20世纪，它以失败而告终。
　　但不是所有后现代主义者都是这样。很多人实际是批判工具理性，并不反对道德理性。批判大都由于资本主义的阴暗面引起，并集中于18世纪启蒙运动以后，因为在文艺复兴、宗教改革时期还是讲道德的。哈贝马斯就不否定18世纪以来的现代化，认为它是一个没有完成的理想，一项未竟事业。它的错误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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