的非社会性，使人与人处于对抗状态，导致战争和犯罪。这就需要人们进入理性的“自律”，即进入制定宪法和法制的国家，使个大在不侵犯他人的自由的前提下享有自由。这也就是迄今人们按照理性发展的历史。但是，国家与国家之间的野蛮对抗仍在继续，那要等到在世界范围内建立理性的自律才能解决，即康德所称“世界公民”的“目的王国”。然而，那将是在遥远的未来，照康德看，人类的“目的王国”只能是在“彼岸”的事。
　　康德的历史哲学有篇1784年发表的论文《一个世界公民观点之下的普遍历史观念》，中译本见《历史理性批判文集》(商务印书馆1990年版)。
　　黑格尔破除了18世纪流行的二元论，把精神、自然界和历史描绘成一个统一的辩证法运动过程。他。以“绝对精神”为一切事物的本原。绝对精神的逻辑的运动，外化为自然界，有了物质世界；物质世界的运动，产生人类，有了历史；人类历史的运动，又发展出一个更为完善的精神世界。这就是“正反合”。恩格斯说黑格尔的辩证法是头脚倒立的，把它颠倒过来就意味着：精神或者思维，在物质和人类历史的发展中，显现和完善自己。而这就是马克思历史哲学的思路了。
　　黑格尔认为，自然界是一次又一次地重复自己，人类历史则决不重演，每次都有新的东西，历史就是旧事物的消亡和新事物的取代。
　　黑格尔认为，人的本质是自由，世界历史的历程也就是自由发展的进程口在古代东方王国，只君主一人是自由的，所有臣民无异奴隶。到希腊罗马世界，人们认知了一部分人的自由，并肯定于法律。到今天日耳曼世界(指普鲁士王国)，便认知全体人都是自由的了。他说，“国家乃是自由的实现，也就是绝对的最后目的的实现”。他把中世纪神学的“天国”搬到人间，把康德的“目的王国”从遥远的未来搬到现世。而他所说的自由是严厉的普鲁士法律下的自由，与马克思所说的自然主义与人道主义统一的“自由王国”完全不同。黑格尔认为绝对理性(绝对精神)是历史发展的原动力，但它要通过直接动力才能发挥作用，直接动力就是人类对自我利益的“热情”。“理性的狡黠”命令热情驱使人们奋斗，推动科学进步，控制自然界，牺牲他人以利已，世界充满斗争。恩格斯说，“在黑格尔那里，恶是历史的发动力”。其实这是西方哲学的传统口在中世纪神学，历史的动力源于人类有‘原罪’，需神来拯救。在维科和康德那里，历史的动力是人性的恶。黑格尔把人性的恶归之于“理性的狡黠”，这就把它合理化，与自由同质。所以他说，“在(普鲁士)国家里，自由获得了客观性，并且生活在这种客观性享受之中”。
　　以上引语见黑格尔的《历史哲学》(有中译本，三联书店1956年版)。
　　汤因比是最后一位历史哲学家，他的《历史研究》发表已是20纪30年代。他以社会文明作为研究历史的单位，共考察了自古埃及到当代的21种文明。他认为，在人类几十万年的历史中，文明的出现不过是短暂的几千年的事情，因而这些文明都可视为同时代的。他考察了这些文明的渊源和其相互关系，结论说，在哲学上，所有文明都是等价的(价值相等)。这就突破了中世纪以来的历史一元论、康德以来的主体历史论、工业革命以来的欧洲中心论。这是史学思想的一大贡献。
　　汤因比认为，各种文明都是在“挑战和应战”(语出《浮士德》)中发展的。文明不是起源于安逸乐士，而是产生于克服艰苦环境。能不断战胜挑战，文明便发展；应战失败，文明会衰落以至灭亡。他列举了五种挑战，其中人为的多于自然条件的，内部的多于外来的。他观察到，一种文明“成长”之后，往往会出现一个“混乱与苦难”时期；于是，人们建立起有权威的“大统一国家”以阻止文明解体；但随之而来的往往是一个作为“间歇时期”的黑暗时代。这显然是来自欧洲的经验。不过他说，军事扩张、技术进步都不是文明成长的真正原因，真正的进步是社会精神解放出来，应付挑战。文明衰落的原因通常是精神的而非物质的，摧毁文明的主要是内部斗争。
　　汤因比还认为，文明成长的动力是来自有创造能力的少数人或少数人组成的小社会。他们常是先“隐退”，以思考真理，再“复出”来领导群众，应付挑战。这就不同于西方传统的“英雄”史观，而接近于中国的“圣贤”史观。
　　汤因比的《历史研究》篇幅太大，通常是用经他审定的缩写本，其中译本亦有三册(上海人民出版社1956-1964年版)。所叙史实不免纰漏，但花点功夫看看有好处。
　　20世纪以来人们已很少谈历史哲学了，史学理论的讨论脱离本体论转入认识论。有人把维科至汤因比的研究称“思辩的历史哲学”把这以后的史学理论称“分析与批判的历史哲学”。不过，我以为汤因比以后的史学理论主要不是历史本身即元历史问题，而主要是批判实证主义和历史分析方法的研究，因而我把它放在方法论中去讲。 　(三)中西历史观的比较
　　上述历史哲学，是欧洲18世纪启蒙运动以来理性主义的产物。而历史观的演变，在中国可上溯到春秋战国，在西方可上溯到希腊罗马，并均应下延到今天。历史观的内容十分繁赜，不能详谈，只能选择其最基本的观点。马克思、恩格斯在论历史观时，曾着重讨论了两种观点，即对人与自然界的关系的看法、对人与人之间关系的看法(《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一卷第43-44、48-49页)。而在认识论上，这两者也都是对思维与存在关系的看法。下面讲历史观，我就只讲对人与自然、人与人、思维与存在这三个关系的看法，其余只附带提及。
　　人与自然的关系中国叫天人关系。儒家、道家、法家对天人关系有不同看法，但秦汉以后融合了。
　　儒家的天是神意义的天，天有意志。孔子讲天命，孟子讲天志，荀子讲天职天功，天都有意志。因而，儒家的历史观中有目的论色彩，但不浓厚，比起恩格斯在《自然辩证法》中所批判西，方古代哲学的目的论，简直算不了什么。决定论，除个别如五行生克说外，在儒家历史观中是很淡薄的。儒家虽是神义的天，但人与天是相通的，可知的。孔子知天命，孟子更是“万物皆备于我”口这也就是主体与客体、思维与存在有同一性。
　　这里讲一件事。荀子有“制天”的话，今人多解为人能制服天，一如英国培根(Francis Bacon)所说人征服自然界。这大约出自今人的革命哲学，古人不这样讲。王念孙说“制天”是“裁天”误书，章太炎、胡适从之。照我看，“制”可作“法、则”解，“大天而思之，熟与物畜而制之”，物畜即积蓄，以天为法则积蓄财物，亦《大雅》“天生蒸民，有物有则”之意。“从天而颂之，熟与制天命而用之”，意以天命为法则来应用。总之，儒家历史观中，天人相通，天人之间是和谐的关系，没有人与天对抗的意思。
　　儒家思想中，人与人之间是以“仁、义”为基础的协调、合作关系。这里，荀子有“性恶”说，但他说正因为性恶，人才“欲为善”，并且都可以成为禹那样的善人，即使不能成为禹，也“无害可以为禹”。当然，在等级社会中，都有等级对立，不在哲学上人际关系之列，正如希腊哲学中不考虑奴隶那样。
　　先秦道家即老庄的天，完全是自然意义的天，“无为”的天。道家的历史观中一般没有目的论。“人法地，地法天，天法道，道法自然”；法是法则之意，不是对立。天与人、人与人、主体与客体、思维与存在，都是一致的，用哲学话说，有同一性。
　　先秦法家，主要是在治国与治军上主张法制，而在天人关系上，除商鞍宗儒外，都宗道家。韩非在《解老》篇里还首创一个“理”字，“万物各有其理”而“道尽万物之理”，给万物协调、也给立法治人找到理论根据。
　　秦汉之际，法家已被融入儒家，所谓“儒表法里”。这时儒家又吸收了道家的世界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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