讲无为，即所谓“黄老之术”。再加上儒家和道家都很精通的辩证法思维，就形成司马迁的历史观。司马迁的历史观可用两句话来概括：“究天人之际，通古今之变”。这种历史观用现代语言来描述就是：人与自然界是可以相通的(communicable)，人类社会是同质的(homogeneous)，历史的发展是辩证的(dialectic)，思维与存在有同一性(identity)。人间有苦难、战乱、罪恶，但正如自然界有日蚀、地震、灾荒，通过“变”，即向对立面转化，会归于祥和。司马迁还认为这种变有周期性。
　　这以后，中国政治上有变化，如“无为”变为专制，思想上有波澜，如魏晋玄学，隋唐佛学；但这种“究天人之际，通古今之变”的历史观，基本上延续下来，直到宋代才发生变化。
　　再来看西方的历史观。西方的自然观，从古希腊起，直到19世纪，都是神意义的天，很少例外，所以在历史观上有浓厚的目的论，以至决定论。
　　希腊哲学，人与自然界的关系还是和谐的，人与人之间要求真善美。但自公元前5世纪的泰勒斯(Thales)起，就强调主体与客体的对立，成为西方哲学的传统，以致在认识论上常导致思维与存在的分离，并为各种形式的二元论和自我的历史观开辟道路。
　　柏拉图实际是二元论者。他没有说明一切事物的基质是什么，但一切事物都是由于“理念”参加进来才变为存在，不是历史地存在；从这一点说，有非历史主义倾向。他的最高的理念是善，或逻格斯(Logos)生成万物，这成为西方哲学常用的概念。而这也使柏拉图的世界观有着严格的目的论。在人与人的关系上，他提出智慧、勇敢、克己、正义四种德性，他的《理想国》主要是教化群众实现这些德性；这比较接近于中国儒学。
　　亚里士多德认为宇宙是永恒运动的物质，而其运动形态是由理念推动的，所以是存在一元论者。他并承认思维与存在的同一性，在此基础上，创立了三段论的逻辑学，成为西方哲学和几何学推理的主要方法，这一点比中国高明。但用逻辑推导历史，也会违背实证，有非历史主义的毛病；亚里士多德对“第一推动力”的论证就是这样。在人与人的关系方面，亚里士多德很注意节制、中庸的态度和高尚的德性；他的国家论也偏重于教育培训良善公民。但他有个“整体先于部分”的原则，在理性上国家先于村社、家庭和个人，与中国修身、齐家、治国之道相反。
　　到中世纪，西方的神学哲学创造了一个全新的历史观，也可说是对希腊罗马历史观的否定。这个历史观认为，人类历史只是永恒天国的一个暂时的阶段，其目的在于拯救陷于“原罪”和各种罪恶中的人类。这是首次提出“历史的目的和价值”这一命题，成为18、19世纪西方历史哲学讨论的中心。在神学的历史观中，天人关系和人与人的关系都是上帝安排的，唯实论和唯名论的争论并不改变这种历史观，只是唯名论者认为罪是人类的个人行为，而非共性而已。在认识论上，作为这种历史观的经典的托马斯阿奎那(Thomas of Aquino)的《神学大全》，竟全部是用三段论法的逻辑论证的。用恩格斯批判黑格尔的话说，“方法为了迎合体系，不得不背叛自己”。
　　(四)理性发展的道路
　　l5世纪，欧洲的文艺复兴、宗教改革冲破了神学藩篱，理性哲学的发展又给神学历史观一次否定。理性主义的发展，促成欧洲近代科学的建立，18世纪以自由、平等、博爱为号召的启蒙运动和民族国家的形成，这也就是西方社会的现代化过程。历史学可把“现代化”定义为“理性化”。
　　这期间出现许多理性主义大师，他们大体可别为二派：一派是经验主义者，理性来自经验，如培根、洛克(John Locke)、休谟(David Hume)；一派是唯理主义者，不反对经验知识，但认为真正的理性原则是先验的，如笛卡尔、斯宾诺莎(B.de Spinoza)、莱布尼兹(Gottfried Leibniz)。尽管学派不同，他们都对欧洲的现代化作出贡献。18世纪晚期，康德力图统一两派的世界观，实际是集各家理性观点之大成，代表一个时期的主流思潮。康德的历史观，前面已略作介绍。可以看出，在人与自然的关系上，已不是希腊哲学那种自然的和谐，而为二元论和不可知论所代替；他的先验论的理性判断，突出了主体的作用，实际是我凌驾于自然。在人与人的关系方面，虽然说善良意志是绝对的，但只能是在“彼岸”，在国家论上，抛开了希腊哲学的教化育人，而专注于运用权威和法律，以对付人性的恶。19世纪初的黑格尔的历史哲学，在认识论上有革命性的变化，但更强调了国家和法律，更强调了主体，成为一种自我的历史观。
　　西方理性主义的功绩，主要表现在科学发展和民族国家的富强两个方面。16世纪的培根就提出征服自然界的号召，他的名言“知识就是力量”即指征服自然界的力量。以后西方科学的发展都是朝着破坏自然界的平衡以满足人类欲望这个方向进行的。1859年达尔文的进化论问世，讲生物界的生存竞争，不惜吞食和消灭对方，而这都是合理的。进而形成社会达尔文主义，人与人之间也变成了你死我活的生存竞争。国家理论、契约说代替天赋人权说，工具主义又代替契约说。原来，西方民族国家在形成中就开展了掠夺成性的殖民主义，发展为帝国主义，战争不息口政治学只能讲强权政治，民族压迫在教科书中被标为“白种人的责任”。社会人类学提出“类意识”的理论，一个社会共同体内部要排斥非同类的成员。这比之中国理学的“民胞物与”思想，不啻霄壤。最明显的是经济学，影响历史观也最直接。经济学提出利益最大化原则，为使利益最大化，人们可以无限地消耗地球上有限的资源，政府和人民处于靠契约维持的利益对立关系，而人与人之间都只能在市场上尔虞我诈。经济学设定每个人都是理性的人，演化至今，由于“理性预期”可使一切公共政策变得无效；又因个人理性超过集体理性，一切交易行为都会变成博弈口最近两届诺贝尔经济学奖都授予了博弈论者。
　　西方理性主义取得胜利的一个重要原因是运用了逻辑学思维方法。逻辑学经培根、笛卡尔、莱布尼兹的改造成为一种严密的科学，它包括归纳、分析、实验，而最重要的是严密的推理演绎程序。用这种方法，可以检验一种理论、设想或计划的合理性与可行性，并按照一定程序使之变为现实口西方近代科学的发展，民族国家的形成，富国强兵和工业化的实现，都借助于这种方法。近年来，人们把借助于这种方法实现的现代化或理性化称之为“工具理性”，以别于向往于真善美世界的“道德理性”或“价值理性”。这种命名亦非新撰，原来亚里士多德的三段论法逻辑学即被编入《工具篇》，1620年培根把他的方法论著作称为《新工具》。工具理性又被称为“功能理性”“目的理性”。其含义是，这种理性，可以通过逻辑程序，有效地实现人们预期的目的，而不管这样做是否违反道德原则。像谋取最大利益的经济学，就是一种典型的工具理性。而道德理性一般不具有工具性。
　　回头来看中国。中国的理性主义即宋明理学，它出现甚早，而长期效果未彰，即告中辍。19世纪以后中国的理性化或现代化，反是借助于西方理性主义的输入。良可浩叹。
　　北宋11世纪以来，即有周敦颐、邵雍、张载、程额、程颐等理学家出现，各有所长，南宋朱熹集其大成，完成体系。朱学以理或天理为宇宙本原，以气为物质材料。天理以“理一分殊”(一般与特殊)方式转化为万物之理，使得气按阴阳(正负)的对立统一运动形成万物。宇宙万物统处于“大化流行”即互相交换的运动状态。这种本体论与康德不同，主体通过穷理尽性可认识现象，也可认识本原(理)，主体与客体、思维与存在有同一性。在天人关系上，宋儒正式提出“天人合一”命题，即天道与人道的同一，也是认识世界与认识自身的同一。在人与人的关系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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