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古自然经济》，《历史语言研究所集刊》第十一本。
③  在商业发展的高峰时期一一武帝昭帝时，仍然看到实物交换的记载．其他时期更可想见了。如《盐铁论·水旱》篇言武帝盐铁官营以前：铁匠于农事急时，“輓运衍之阡陌之间，民相与市买，得以财货五谷新弊易货”。同书《散不足》篇：“今闾巷县佰，阡陌屠沽，无故烹杀，相聚野外，负粟而往，挈肉而归。夫一豕之肉．得中年之收，十五斗粟，当丁男半月之食”。可见，此时的实物交易主要是存在于农村中。
 
产方式”。①在汉代，奴隶制大经济的发展，必然伴随着商业的发展；小农大批破产成为流民或佃农，引起商业的衰退。两汉商业兴衰的根本原因在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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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①  马克思：《资本论》第三卷，人民出版社，1953年，第401页。
四、商业的作用
 
    从上述汉代四百多年的商业发展史中，已经可以清楚地看到它对社会生活各个方面的巨大作用。在这里，为了把问题说得更明白些，还必须强调指出和补充下列几点意见。
    (一)商业资本不管是对小农的直接掠夺，还是从统治者、剥削者那里分取一部分剩余生产物，归根到底都是对生产者的掠夺。所以商业资本壮大的过程就是对农民掠夺的过程，小农贫困和破产的过程。
商人握有大量的货币。小农在捐税的重压下，最感缺乏的也是货币。社会生产的自然经济性质，使农民难以获得货币。商人又经常以高利贷者的身份与农民发生关系。在汉代，商业资本与高利贷资本，不仅是孪生兄弟，而且结合为一。当他以商人资本的形式与农民发生关系时，使农民“当具有者，半价而卖”；当他以高利贷资本与农民发生关系时，使“亡者取倍称之息，于是有卖田宅，鬻子孙以偿责者矣”。②由于生产物的商品形态发展程度低，小农获得货币相当困难。“流通在社会再生产中的作用越是不重要，高利贷就越是发达。”③在这种情况下，高利贷者为了控制农民，不仅不贷予那些贫困的农民，④而且往往是“宁见朽贯千万，而不忍贷人一钱；情知积粟腐仓，而不忍贷人一斗”。⑤从农民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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②  《汉书》卷二四《食货志》。
③  马克思：《资本论》第三卷，人民出版社，1953年，第793页。
④  《汉书》卷六四《主父偃传》：“家贫，假贷无所得”。
⑤  《后汉书》卷四九；王符：《潜夫论·忠贵第一》。
 
说，经济基础薄弱，货币赋税的负担重，很容易“落到高利贷网中去，并且只要一度这样陷落，就永远也不能翻身”。①因为，“除了货币需要者的负担能力或抵抗能力，高利贷者再不知道有什么别的限制”。②“高利贷者是不会满足于只榨取他的牺牲者的剩余劳动的；他会渐次夺得他的劳动条件自身，土地房屋等等的所有权，并且不断地对他从事这种剥夺”。③农民一经“取倍称之息”，结果必然是“卖田宅，鬻子孙以偿责”。对农民来说，高利贷比商业更加讨厌可恶。它往往是使农民破产最直接的力量。
商业的发展过程是加速土地兼并的过程。因为，商业的发展使赋税等货币化，农民为了支付沉重的货币赋税，被迫出卖农产品而受商人的剥削，最后必然弄到出卖土地、房屋等等而破产流亡．另一方面，是商人“获其赢利，以末(工商业)致财，用本(农业)守之”。④即用从商业中积累的大量货币购买土地。“此商人所以兼并农人，农人所以流亡者也”。⑤因为土地可以买卖，而土地又是最牢固的财富，有了它，可以用奴隶生产，可以出租以获得“见税什五”的丰厚收入。在农业生产是社会基本生产事业的阶段，土地是社会财富最一般的代表，土地收入成为社会积累最主要的来源。故武帝前期，商业发展开始走上高峰之时，土地兼并和小农破产也开始激化。汉武帝实盐铁官营和平准均输，缩小商业资本的活动菹围，促使商业资本转向购买土地。所以政府虽禁止有市藉的商人(注意：只禁止有市藉的商人，而不是禁止一切商业经营者)占有田地，“敢犯令没人田僮”。但实际上商人仍占有巨量土地。这不仅从这种“没人田僮”的诏令中可以看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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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马克思：《资本论》第三卷，人民出版社，1953年，第778页。
②  同上书，第777页。
③  同上书，第773页。
④《史记》卷一二九《货殖列传》。
⑤《汉书》卷二四《食货志》，晁错语。
 
而且在后来因告缗钱而没收的商贾中家以上的财物中也看得出来。①武帝以后，土地兼并和小农破产过程日益剧烈。东汉初年，这种现象虽一度有过某种程度的缓和，但并未终止。光武时有“富商大贾，多放田货”的事实。光武以后直到汉帝国的崩溃，这种情况又在不断地严重化。
    商品货币关系加速自耕小农的破产和土地的兼并过程，也就是促进公社残余进一步瓦解的过程。②公社残余的进一步瓦解有利于社会分工和商业的发展，有利于奴隶制的发展。因为“……如果要使奴隶劳动成为整个社会的支配生产方式，那么还需要更大得多的生产，商业和财富积蓄的增长”。③在中国古代的奴隶制，一直是以剥削自己同胞的债务奴隶制为主，是依靠小农的破产和把农民转化为奴隶。商品货币关系的发展对奴隶制的发展显得极为重要。在这个意义上，可以说，没有两汉时期商业的发展，便不会有两汉时期奴隶制度的发展。当然，反之亦然。
在汉代，小农破产后，大约有四条不同的出路：或卖妻鬻子，卖身为奴；或耕豪民之田，见税什五；或流离沟壑，游手为功，充盈都邑；或流亡山林，转为“盗贼”。破产农民以哪一条道路为主，取决于政治经济环境。是以在两汉发展的不同的阶段，破产农民的主要出路不同。除了在起义时期，破产农民参加起义的多以外，大约在西汉，主要的出路是转化为奴隶(有些是先变成佃农，后沦为奴隶)。当时存在着广泛的奴隶市场。政府规定可以出卖子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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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史记》卷三○《平准书》：没收商贾中家以上的财物的一部分是“奴婢以千万数田，大县数百顷，小县百余顷”。
②  恩格斯：《家庭、私有制和国家的起源》，人民出版社，1955年版，第107页．恩格斯在分析雅典氏族开始瓦解和国家建立以后的公元前7～6世纪的情形时说：“货币与高利贷已成为压迫人民自由的主要手段。……日益发达的货币经济，正如腐蚀性的酸类一样，浸入以自然经济为基础的古老的乡村公社生活方式中。”
③  恩格斯：《反杜林论》，人民出版社，1954年，第165页。
 
为奴婢。西汉时商业的发展促进农民破产和奴隶制经济的发展，这扩大了各生产者间的交换；促进了更多种类的手工业从农业中脱离出来，成为商品生产的部门；扩展了城乡分工。因此，从武帝到元帝、成帝间，是商业发展最高峰的时候，也是土地兼并和农民破产最激烈，奴隶使用最多，奴隶制生产表现出明显的“愈益以交换价值为目的的性质”①的时候，又是农业和手工业生产力发展最快，社会财富增加最迅速的时候。这一时期内商业作用的主要方面，是促进社会分工和生产力的发展；促进奴隶制度发展到高峰；并有助于巩固已经形成起来的奴隶制统一帝国和中央集权制度。
西汉末的奴隶农民大起义沉重地打击了奴隶制度。东汉初年刘汉政权一经稳定，奴隶主又卷土重来，向农民和奴隶进行野蛮榨取。农民和奴隶为着改变自己濒临死亡的命运，大批离开土地，向外地流亡。他们涌人城市或填塞道路。政府为着防止他们结集起来暴动，只有进行救济。自明帝开始几乎每年都有救济流民的诏命。正是由于土地上直接生产者大量流亡，一方面加重政府的负担，政府将这种负担转嫁到现存的农民身上，加速着自耕小农经济的破产。另方面农田水利无人修理，招来不断的灾荒和人畜疾疫。所有这些现象交织起来，就造成了公元l～3世纪间中国古代奴隶制一步沉重一步地走向死亡。在公元2～3世纪初，少数贵族奴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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