货志》)。
③《汉书》卷二四《食货志》。
④  《汉书》卷八七《扬雄传》：“遂猎乎王廷，……分梨单于，磔裂蜀国……蹂尸舆厮．系累老弱，兖铤瘢耆，金镞淫夷者数十万人，皆稽颡树颔，扶服蛾伏，二十余年矣，尚不敢惕息”。
 
后很快恢复，并得到进一步的发展。元帝时，贡禹说：“商贾求利，东西南北，各用智巧，岁有十二之利，而不出租税”。农民终身勤劳，生活很苦，故“贫民虽赐之田，犹贱卖以为贾”。商业的发达，引起货币数量的迅速增加。“铸钱采铜，一岁一万人不耕。民坐盗铸陷刑者多。富人臧钱满室犹无厌足。民心动摇，弃本逐末，耕者不能半”。①从武帝元狩五年(公元前一一八年)至平帝元始中(公元一一八年)，仅三官成钱二百八十亿万余。宣帝时谷石五钱计算，这是一个很大的数目!况且私铸之钱数尚未计算在内。从“民坐盗铸陷刑者多”来看，私铸数目应是相当可观的。因此，贡禹建议废珠玉金银铸币为币，而以布帛与谷代之。这种建议，恰是货币经济高度(对古代来说)发展，对现实社会生活秩序发生巨大破坏作用的消极反响。但这个建议是不能付诸实行的。
武帝以后的商业，不仅有数量上的发展，而且有性质上的某些变化。这表现在商业内容和商人的变化上。由于盐铁官营政策，盐铁已不是私人商业中的重要商品了；官营商业大大扩展，在商业中占有很大的比重；旧的盐铁商人逐渐衰落下去，代替他们的是适应新情况的大贩运商人。这批商人，大多数是兴起于元帝、成帝、哀帝之间。在四川，“程、卓既衰，至成、哀间，成都罗裒，赀至巨万”。在齐地，“刁间既衰，至成、哀间，临淄姓伟，訾五千万”。在河南，“师史既衰，至成、哀、王莽时，雒阳张长叔、薛子仲，訾亦十千万”。在关中，“前富者既衰，自元、成讫王莽，京师富人：杜陵樊嘉；茂陵挚网；平陵如氏、苴氏；长安：丹一一王君房，豉一一樊少翁、王孙大卿，为天下高訾。樊嘉五千万，其余皆巨万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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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汉书》卷二四《食貨志》。
 
班固接着强调指出：“此其章章尤著者也。其余郡国富民，兼业颛利，以货赂自行，取重于乡里者，不可胜数”。①可见在元、成、哀之间，各地旧时代的大商人普遍衰落下去了，新的大商人暴发起来。这是商人活动范围变化的结果。
    成、哀之间，与商业资本进一步活跃相伴随的，是土地兼并和小农破产所引起的社会危机的激化。这时社会危机的主要内容，是由于商业、高利贷发展所引起土地财富的集中和自耕农民的破产变成奴隶，以及由此而引起的阶级矛盾的尖锐化。所以，师丹、何武等人“救急”建议的中心内容，是限制贵族和富有者占有土地及奴隶的数量。他们的救急方案失败后，社会危机进入爆发的边缘．王莽乘机而起，企图用制造历史的手段来挽救这种危机，并使自己夺得政权。他的改革方案中主要的内容是：禁止土地及奴婢的买卖，打击与限制商业高利贷的活动。这些改革的内容是社会危机内容的反映，但只是消极的反映(禁止或限制)。它违反社会发展和商品货币关系发展的趋势，引起社会秩序大混乱。王莽改制的结果是：“农商失业，食货俱废。民涕泣于市道。坐卖买田宅奴婢、铸钱抵罪者，自公卿大夫至庶人，不可称数”。“每壹易钱，民用破业，而大陷刑”，“愁苦死者什六七”。最后是“富者不得自保，贫者无以自存，起为盗贼”。②奴隶农民大起义与继之而起的军阀间的大混战，使社会生产、交通秩序和城市都受到巨大的破坏。商业几乎陷于停顿。很少的一些交换倒退到使用实物货币。③这使奴隶制商业发展受到第二次严重的打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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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汉书》卷九一《货殖传》。
②《汉书》卷二四《食货志》。
③《后汉书》卷一《光武纪》：“王莽乱后，货币杂用布、帛、金、粟。是岁(建武十六年)，始行五铢钱”。
 
总之，在西汉，特别是在武帝至元成之间，商业资本的发展，使奴隶制在自耕小农破产和生产力的发展的基础上走上历史的顶点。在此期间，商业资本起着促进债务奴隶制发展到顶峰的作用。恩格斯指出：“如果要使奴隶劳动成为整个社会的支配生产方式，那么还需要……有高度发展的美术工业和手工业以及广大的商业”。①但是，在两汉，由于公社残余严重存在，农业和家庭手工业紧密结合的自给经济占统治地位，中央集权国家的官营工商业及抑商政策的实行，限制了商业活动的范围，使商业和商品货币关系不能充分发展。这是两汉奴隶制没有得到充分发展的主要原因之一。
    (四)东汉初年(公元25～75年)
    东汉初年，由于大批奴隶参加起义，大批奴隶被杀戮，大批奴隶被解放。②国内的混乱和边地民族的强大，使外族奴隶的来源减少。破产农民以起义的行动来反对把他们变为奴隶，教训了剥削者和统治者。因此，东汉初年不仅是“户口耗少”，而且特别是奴隶减少。大奴隶庄园的恢复遇到困难。破产农民日益多地转变为隶农或客民。奴隶制度开始趋向衰落，隶农制度得到发展。刘秀是起自民间的贵族，在夺取政权的过程中，亲身体会到奴隶和农民反抗力量之伟大，许下一系列解放奴隶、度田均赋役之类的诺言。在由光武至章帝之间(公元25～75年)，由于生产的恢复和发展，统治阶级奢侈欲望的增长，特别是边境的扩大，国外贸易比西汉时更加发达，使国内商业迅速恢复。光武时，桓谭说：“今富商大贾，多放钱货，中家子弟，为之保役，趋走与臣仆等勤，收税与封君比人。是以众人慕效，不耕而食，至乃多通侈靡，以淫耳目”。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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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恩格斯：《反杜林论》，人民出版社1957年，第165页。
②  光武帝先后在各地颁发过十多次解放奴婢的诏令。
③ 《后汉书》卷二八上《桓谭传》。
 
  (五)章帝和帝时期(76～105年)的转折
 
  章帝和帝之时，是东汉商业发展时期，出现大商人如杜硕，“以货殖闻”。①至和帝安帝之世，王符仍说：“今举世舍农桑，趋商贾，牛马车舆填塞道路”。②但是，这时商业的繁荣和大商人的势力，若与西汉相比较，则较为逊色了。
    章帝和帝以后，货币经济显著地衰落。这表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首先，商品流通的减少，对货币的需求减少。大量黄金自发地离开流通而被贮藏起来。制钱流通量则显得过多，形成物贵钱贱。
其次，国家的赋税收入由征取货币改为征取实物。章帝时，“尚书张林上言：‘谷所以贵，由钱贱故也。可尽封钱，一取布帛为租，以通天下之用’。”③这个决定虽因朱晖等人的反对而“事遂寝”。但这种建议的提出和被皇帝接受，却反映实物经济和民间纺织业的发展，并且事实上田租征取货币的日少，征收谷物日多，而且在有的地区开始征调布帛。《后汉纪》质帝本初元年(146。该年桓帝即位)九月朱穆奏记：“河内一郡尝调缣素绮縠才八万余匹，今乃十五万余匹，官无现钱，皆出于民”。可见桓帝前河内已行实物调发。献帝建安五年(200)，曹操在兖豫二州“急录户调”，“收其绵绢”，④再过四年，又下令“收田租，亩四升，户出绢二匹、绵二斤”，⑤户调开始法制化。这种户调，实际上是原有的口赋和算赋的合并。所不同的是，汉时因货币经济发达而征收货币，汉以后因实物经济占统治地位改征实物。布帛实物按人征收，则将使布帛割裂得非常零碎，不适于用，故征收对象(单位)由人改为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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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后汉书》卷八０《杜笃传》：“子硕豪侠，以货殖闻”。
②《潜夫论》卷三《浮侈第一二》。
③《后汉书》卷四三《朱晖传》。
④《三国志·魏书》卷二三《赵俨传》。
⑤  《三国志·魏书》卷一《武帝纪》引“魏书”。
 
    最后，东汉末年社会危机的内容，主要问题已不是商业高利贷资本的猖狂，而是整个社会生产力的衰退，首先是农业生产的衰退。刘陶说：“盖以为当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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