主大量掠取良人为奴婢，但一般地说，奴隶的来源逐渐枯竭。随之而来的是奴隶价格昂贵，奴隶制经济逐渐成为无利可图的了。紧接着是农民奴隶大起义以及东汉帝国的崩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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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马克思：《资本论》第三卷，人民出版社，1953年，第402页：“在每一种生产方式的基础上，商业都会促进那种为了要增加生产者(在这里，是理解为生产所有者)的享受或贮藏而决定加到交换中去的剩余生产物的生产；所以使生产取得愈益以交换价值为目的的性质”。参见本文第一节关于汉代商品生产分析的结论。
 
    商业在两汉的发展，在不同时期，起着不同的作用。在前期，促进生产和奴隶制的发展；在后期，加速奴隶制的衰落和租佃关系的发展。其所以会有不同的作用，是由社会经济结构的变化所决定的。这是我们对两汉商业史分析的主要结论。
    (二)汉代流行这样的谚语：“以贫求富，农不如工，工不如商，刺绣不如依市门。此言末业，贫者之资也。”①商业是最易于谋生的有利事业。商业的发展扩大富裕者的贪欲，引诱他们去从事商业；②也引诱农民离开农业去从事“末业”。③小农“去本就末”是从各个方面破坏汉帝国存在的基础。这是因为：
    首先汉帝国的存在要有一支强大的军队，而自耕小农是士兵最主要的来源。农业有利于统治者保持现状。商业是一个世代相传的安定的社会中引起社会变革的一个革命因素。④马克思说：“古代人一致认为农业是适合于自由民的唯一的事业，是训练士兵的学校。从事农业，使民族的古老部落基础得以保存；而在那居住外来的商人和工业的城市里，民族便起了变化，同样，原来土著的居民也被吸引到那有利益诱惑的地方去”。⑤晁错认为，当时最大的问题是“游食之民未尽归农也”，其结果：“不农则不地著，不地著则离乡轻家，民如鸟兽，虽有高城深池，严法重刑，犹不能禁也”。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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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汉书》卷九一《货殖传》．
②  贵族奴隶主和地主们，为了避开商人的勒索或获得商业利润，往往自己去经营商  业。《汉书》卷六四《严安传》：“今天下人民用财侈靡，车马衣裘宫室皆竞修饰…… 侈而无节，则不可赡，民离本而徼末矣”。关于他们营商之材料，前面已引过很多了，又如梁冀“又遣客出塞，交通外国，广求异物”(《后汉书》卷三四《梁冀传》)。
③  关于农民“舍本趋末”的记载见前面所引材料。
④  参见马克思：《资本论》第三人民出版社，1953年，第1177页恩格斯写的增补与跋。
⑤  马克思：《资本主义生产以前各形态》，人民出版社．1955年，第12～13页．
⑥  《汉书》卷二四《食货志》。
 
其次，汉帝国的存在需要很大数量的财政收入和充分的粮食，来供养军队及庞大的统治机构。财政收入和粮食的主要来源是依靠对小农征取赋税。贾谊说：“今背本而趋末，食者甚众，是天下之大残也”。为什么呢?因为农民脱离农业，粮食生产就会减少，国家没有积蓄，若“失时不雨”，或“卒然边境有急”，或“有勇力者聚徒而衡击”，则国必亡矣。故他称粮食的积贮为“天下之大命也”。他认为解决这个问题的办法是“殴民而归之农，皆著于本”。①
    最后，小农的破产和“趋末”，会激化小农的反抗斗争，造成社会秩序的不安定。
可见，商业的发展，对汉帝国有着双重的作用：一方面，商业的发展，促进交通的发达，货币制度与度量衡制度的统一，使各地经济生活和文化生活的联系更加密切或更加一致。这创造了客观条件，使帝国的最高统治者能够依靠军事及行政的力量统一全国，并强化中央集权的专制制度，加强统治的效率。汉以后的分裂或中央集权的削弱，与商品货币关系的衰落，地区间联系的削弱有密切的联系。另一方面，商业的发展加速自耕小农的破产和离开农业，削弱汉帝国赖以存在的支柱(军事力量，统治机构和财政)，并激化社会矛盾。前一种作用是逐渐的、间接的和不明显的，不易为时人所觉察。后一种作用则是表现明显的，立即的，而且更加强烈，直接使统治者感到威胁。再加上商人对贵族、奴隶主、地主的榨取，以及与他们在兼并土地和剥削农民上的竞争，这些因素是汉帝国政府实行严厉的困商抑商政策以及整个统治阶级贱视商人的根源。其结果是商人与政府斗争的尖锐，从经济上“财或累万金，而不佐公家之急”，到政治上“行苞苴以乱执政”，直到参加武装的反叛。②商人和贵族奴隶主的矛盾是两汉社会的主要矛盾之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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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详见《汉书》卷二四《食货志》。
②  如景帝时的七国之乱，特别是吴国的叛乱，有商人之积极参加或支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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