的严重威胁，内有地方势力对抗中央的分裂危机；统治者抑商政策的结果，又使“山东奸滑，南逃吴楚”，加强了地方反叛势力。③在此情形下，帝国的最高统治者为了解除这两方面的威胁，不得不争取大小地主、奴隶主及大商人的力量，所以不仅对有土地者免除田租达十三年之久，继之又减轻田租到三十税一；并且又以卖爵的收入来补充政府因减轻田租而少得的收入。在当时贱商政策下，没有爵位而又急需提高自己社会地位，④同时又有很多钱来买爵位的，主要是那些大商人。允许商人铸币，“南越宾服，羌焚人献，东瓯人降，广长榆，开朔方，匈奴折翅伤翼，失援不振，虽未及古太平之时，然犹为治也”。
⑤班固说：“汉兴，扫除烦苛，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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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汉书》卷二四《食货志》。
②  同上。
③  又见《盐铁论·错币第四》：“大夫曰：文帝之时，纵民得铸钱、冶铁、煮盐，吴王擅鄣海泽，邓通专西山，山东奸滑，咸聚吴国；秦雍汉蜀因邓氏，吴邓钱布天下”。
④  商鞅为秦制二十级爵，从一级公士到二十级彻侯。“人赐爵者，有罪得赎，贫者得 卖与人．”(《后汉书》卷二《明帝纪》注引)按《札记·王制》：  “王者之制禄 爵”。注：秩，次也。西汉末出现的《周礼·太宰》：“爵以驭其贵”．又《说文· 通训》定声注引：“旧说，古人行爵，有尊卑贵贱，故引申为爵禄”。在奴隶制度下，一般自由民均属贵族之列，故爵虽有贵贱尊卑，要皆属于奴主之列。故《白虎通》考“黜爵者，尊号也”．两汉皇帝赐爵级之记录甚多，有爵以后，有罪得赎，贫者可以爵卖与人。所以爵之为物约等于公民身份证，因之被认为“尊号也”。作为公民，爵级越高，即在贵族等级中的地位越高，到一九级关内侯，二十级彻侯，则跻于高级贵族奴主之列矣。这是奴隶社会特有的复杂阶级制度，现已无法译释，故用“社会地位”以代之。
⑤  《中记》卷一一八《淮南衡山列传》伍被语。
 
民休息。至于孝文，加之以恭俭，孝景遵业，五六十载之间，至于移风易俗，黎民醇厚。周云成康，汉言文景，美矣!”①由于商业发展的客观条件不断改善，商业突破困商贱商政策等重重障碍而猛烈发展。到景帝、武帝之间，由于生产的发展，“非遇水旱之灾，民则人给家足，都鄙廪庾皆满，而府库余货财”；“网疏而民富，役财骄溢”；“公卿大夫以下，争于奢侈，室庐舆服僭于上，无限度”。“富商大贾，或蹄财役贫，转毂百数，废居居邑，封君皆低首仰给”。②统治阶级不得不感叹地承认：“今法律贱商人，商人已富贵矣”。③商业的猛烈发展，引起两个社会现象特别突出起来：一是“背本趋末”问题和贾谊、晁错等人的重农轻商理论的兴起；一是农民开始大量破产，卖妻鬻子以偿债。但是，与以后时期比较起来，商业资本的活跃还只是开始，商业发展的广度和深度非常有限。司马迁说：“文帝时，……故百姓遂安，自年六七十翁亦未尝至市井”。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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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汉书》卷五《景帝纪》赞。
②  《史记》卷三０《平准书》。
③《汉书》卷二四《食货志》晁错语。
④《史记》卷二五《律书》。
 
(二)武帝时期
    武帝前期，商业发展的条件进一步改善。
    一是景帝平定诸侯六国之乱后，武帝进一步削弱诸侯的势力，国家进一步统一。
二是商人的社会地位进一步提高。文景时期商业的发展，商人阶级的势力迅速壮大，商人反抗统治阶级困商抑商政策的斗争不断加强，并逼使统治阶级不得不节节让步。武帝时，由于国家对匈奴战争引起严重的财政困难，由于商业资本获得进一步发展，统治者不得不再次让步，由“人物者补官，出货者除罪”，即商人可以做官了。进而在商人的压力下，用齐之大盐商东郭咸阳及南阳大铁冶家孔仅为大农丞，领盐铁事，洛阳贾人子桑弘羊以计算用事侍中。至此，大商人们参加了政权，掌握国家财政经济管理权的一部分。①
    三是交通运输条件的改善。对于远距离的贩运商业来说，交通的方便与否是能否发展的重要条件。汉武帝进一步修筑驰道，本是为了军事与政治的目的，但同时也便利了商业的发展。文帝至武帝前期交通工具有进步。牛马数量的增加与车具质量的提高，为陆路运输量的增加与运输速度的提高创造了条件。造船技术的发达，使航运不仅遍及国内各河流湖泊，而且远至朝鲜、日本以及东南亚各地。由车或船组成的商队“周游天下”。武帝军事扩张的胜利，促使对四邻各地交通得到迅速发展。古代的交通在极大程度上依赖于社会秩序的安定和全国的统一。
    四是将铸币权集中于中央政府，统一货币制度。
所有这些都是方便或刺激商业发展的巨大力量。武帝时的司马迁说：“汉兴，海内为一，开关梁，弛山泽之禁，是以富商大贾，周流天下。交易之物莫不通，得其所欲”。②伍被说：“重装富贾，周流天下，道无不通，故交易之道行”。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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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史记》卷三０《平准书》。汉帝国对商人的让步，先是放松困商贱商法令，继之是“卖爵”，爵只是表示一种社会地位．所谓“爵者上之所擅，出于口而亡穷”。后来因财政困难，采用了“人物者补官，出货者除罪”的办法，商人也可以做官了。继后，“乃募民能人奴婢，得以终身复，为郎增秩，及人羊为郎始于此”。又买武功爵，“级十七万，凡直三十余万金，诸买武功爵官首者试补吏，先除，……吏道益杂而多端”。商人并不满足于用钱可以买到社会地位和官位的处境。他们趁政府外有频繁的战争，内有山东大水灾，政府迁民七十多万，费用浩大，财政困竭之机，利用经济力量逼使政府作更大的让步．司马迁说：此时“县官大空，而富商大贾，或蹲财役贫，转毂百数，废居居邑，封君皆低首仰给。冶铸煮盐，财或累万金，而不佐国家之急，黎民重困”．在这种情况下，汉帝国最高统治者才不得不吸收商人参加中央政权的财政管理．
②  《史记》卷一二九《货殖列传》。
③  《史记》卷一八《淮南衡山列传》。
 
    此时(武帝前期)，商业和商品货币关系达到了空前未有的水平。这主要表现在下列各个方面。
    首先，工农业的商品生产最为繁荣。最重要的是盐铁业尚未官营。“富商大贾”不仅“周流天下”，而且“冶铸煮盐，财或累万金”，迫使许多奴隶主贵族不得不“氐首仰给”。商人的资本，商人的社会势力，商人的活动领域之大是以前未曾有过的。
    其次，为适应商业的发展，货币制度与度量衡制度逐渐走向统一。汉高祖初年用“半两钱”；后又用“荚钱”。高后时用“八铢钱”(实重十二铢一一半两)；又用“六铢钱”。文帝又铸“半两钱”(实重四铢)，且让民铸钱。币制不统一和币制的多次改变，成为商业活动的严重困难。贾谊说：“又民用钱，郡县不同，或用轻钱，百加若干；或用重钱，乎称不受。吏急而壹之乎?则大为烦苛，而力不能胜。纵则弗河乎?则市肆异用，钱文大乱”。“商贾以币之变，多积货以逐利”，“以美贸恶，以半易倍”，欺诈农民，扰乱社会秩序。武帝在元狩五年至元鼎二年(公元前118—115年)间实行币制改革，统一全国的铸币权。金银参加流通，贵重商品几乎都是以黄金为价值尺度来计算的。货币制度的这些变化，是商业发达表现之一，同时又有利于商业的进一步发展。
最后，商品货币关系的发展也表现在赋税制度的变化上。武帝前后赋税制度最重要的变化是更多的征收货币和商税收入的显著增加。武帝时约有十多种赋税，除田租没有明确的记载外，其他如算赋、口钱、訾算、海租、市租、息租等都是征收货币的。而田租至迟是在元帝以前，已有部分地区改为征收货币了，所以贡禹才说：“宜罢采珠玉、金银、铸钱之官，……租税禄赐，皆以布帛及谷”。①商税是国家收入的项目之一，所谓“山泽鱼盐市税，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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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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