经济发展二者统一起来，最终解决了所有制改革的合法性问题。
    在中国渐进式改革发展的过程中，企业改革在1978年底整个经济体制改革启动的
同时就启动了，但是步子一直迈得不大，到90年代中期以前，产权制度改革也没有真
正迈开步伐，改革的着眼点始终是如何增强现有企业的经济活力。最初的企业改革理
论围绕着改变传统体制下企业国有国营的形式，使之成为社会主义经济中的商品生产
者和经营者取得了突破，主要有以下四种理论：第一，社会主义经济中企业是独立的
商品生产者的理论。1979年，有人提出全民所有制企业是独立的商品生产者的观点[4
0]，引发了经济学界围绕着全民所有制企业究竟是不是商品生产者，是完全独立的还
是相对独立的商品生产者展开的理论争论。经历了与社会主义商品经济论同样的跌宕
起伏之后，到1984年，社会主义经济中企业是商品生产者的理论成为企业改革的理论
基础。第二，强调企业独立地位和自主权的“企业本位论”[41]。从中共十一届三中
全会召开的当时开始，就有经济学家先后连续发表文章，提出要承认企业的相对独立
性和给企业必要的权力，强烈要求改变企业只是一个“算盘珠”的被动局面[42][43]
。1980年，蒋一苇提出著名的“企业本位论”，产生了广泛影响，并且受到中共中央
和国务院领导的重视，从而成为指导中国经济改革跳出过去多次体制改革中单纯进行
行政性分权，走向经济性分权的理论依据。第三，公有制实现形式的理论。我国过去
一贯把社会主义全民所有制和国家所有制当作一回事，对此，董辅réng＠①首先提
出了质疑。他认为，经济体制改革的实质在于改变全民所有制的国家所有制形式（注
：董辅réng＠①认为经济体制改革的实质是要“改变国家所有制这种形式”。见董
辅réng＠①：《关于我国社会主义所有制形式问题》，《经济研究》1979年第1期；
《经济体制改革的几个基本问题》，《关于我国经济管理体制改革的探讨》（《经济
研究》丛刊），山东人民出版社1980年版。），提出了全民所有制与国家所有制两个
概念的可分性，开创了公有制实现形式问题研究的先河。第四，所有权和经营权“两
权分离”的理论。早在20世纪60年代，经济学界就对所有制范畴的内涵进行了探讨（
注：较早提出这个问题的是苏绍智。见苏绍智：《试论生产资料的所有权、占有权、
支配权和使用权》，《学术月刊》1962年第6期。），但是理论讨论还没有充分展开
。80年代初，所有制概念内含的所有权、占有权、支配权和使用权四权及其相互关系
问题，再次成为理论讨论的一个热点，并且把后三权归并成与所有权相对的经营权，
形成了两权分离的理论[44][45]。在此基础上提出了国有企业“两权分离”的改革思
路，成为实行企业经营承包制的理论基础。
    80年代中期，特别是1987年国有企业普遍推行经营承包制之后，在上述最初的企
业改革理论的基础上，主要围绕着企业改革实行承包制还是股份制的争论，形成了经
营权主导改革和产权改革两种不同的改革思路和理论演化方向。自70年代末，对于公
有制企业特别是其中国有企业如何改革，人们在理论上进行了多方面的探索，在实践
中也形成了不同的企业经营模式。所谓经营权主导改革，是以杨培新为代表的一批经
济学家坚持的以企业承包制为方向的改革思路（注：这一改革思路的代表性著作是杨
培新的《中国经济体制改革的新思路》（三联书店1988年版）和《承包制——企业发
达之路》（中国经济出版社1990年版）两本专著。坚持这一主张的学者还有宋廷明、
李忠凡、何建章等。）。他们认为，公有制改革的基本方向是在坚持生产资料公有制
，国家掌握生产资料所有权的前提下，将经营权转移到企业，普遍推行承包经营责任
制，从而形成新的国有企业经营管理体制，这是中国经济体制改革的必由之路。承包
制着眼于完善企业的经营机制，在一定程度上实现了政企职责分开以及所有权和经营
权的分离，使企业和国家在原有的行政隶属关系之外，建立了平等的契约交换关系；
但是另一方面，也产生了企业行为短期化和行为不规范，负盈不负亏，使得财政收入
固定化和国家财政收入占国民收入的比重下降等等一系列问题。根本的原因在于承包
制以两权分离理论为其理论基础，强调强化经营权，弱化所有权，虽然在短期内也能
带来企业活力，但是这种改革由于忽视产权必然引起经济行为的混乱，并且隐含着巨
大的风险[46]。承包制虽然遭到多数经济学家的反对，并且存在很多的问题，但是它
能够在中国普遍推行是有其深刻原因的。其中最根本的是承包制反映并且适应中国渐
进式改革的约束条件：在坚持社会主义的条件下决定了国有企业改革既不能全盘否定
国有制，也不能实行私有化，在市场发育很不健全的条件下，实际也不可能立即采用
与发达现代市场经济相适应的股份制这种财产组织形式。承包制正是由于不规范，才
能以其强大的灵活性和适应性，易于和现行的管理体制衔接，操作难度小等优势，成
为双重体制下企业改革模式的必然选择。围绕承包制所展开的种种理论争论和分歧始
终存在，在承包制发展的后期已经变得非常激烈。这种争论和分歧的实质在于：中国
国有企业改革是继续沿着承包制的方向前进，进行经营权改革，还是推行股份制，变
革产权制度；承包制是中国企业制度改革的过渡形式，还是目标模式。
    股份制是由厉以宁在1980年最早提出来的（注：在1980年中央书记处研究室和国
家劳动总局召开的一次内部讨论会上，厉以宁在发言中提出了股份制的改革意见。）
。到1984年前后，世界银行的中国考察报告[47]（p.13）和一些中青年经济学家再次
提出这个问题，便立即引起了强烈的反响[48][49][50][51][52][53][54]。由于受到
意识形态的严重阻碍，股份制改革迟迟没有能够在国有企业中广泛实行。在中国经济
改革过程中，凡是触及到了公有制实现形式的改革理论和政策建议，都会引起意识形
态领域感情异常激烈的尖锐争论，例如，农村土地承包、建立经济特区以及股份制，
概莫能外。而这些争论的核心都是姓“社”还是姓“资”的问题。股份制问题上的争
论，不仅肯定了社会主义也可以采用股份制，更为重要的是为国有企业产权制度改革
打开了一条通道。由于两权分离的改革思路和承包制本身的种种缺陷，促使人们从更
深层次来思考经济体制改革，越来越多的学者认识到，进行产权制度改革才是走出困
境、深化中国经济体制改革的核心、关键、基石[55][56][57][58][59][60]。产权概
念的提出（注：中国最早使用“企业产权”概念的文献，是刘军、陈乙的《企业产权
与企业行为趋向》一文（《经济学周报》1985年10月13日）。），一方面把过去对所
有制问题的研究深入到了微观层面，细化为具体的企业财产组织形式问题；另一方面
又在某种程度上避开了所有制这个与意识形态直接联系在一起的概念，从而为所有制
改革理论的研究拓展出了新的空间。80年代后期到90年代初，公有制实现形式和企业
产权制度改革的研究获得了长足进步[61][62][63][64][65][66]。中共十五大报告中
把股份制作为公有制的一种实现形式，明确提出“公有制实现形式可以多样化”，国
有企业产权制度改革才真正迈开了步伐。
    国有企业产权制度改革的原因，从表面看是因为国有企业缺乏效率，而其根源是
公有制和国有产权制度与市场经济之间存在着深刻的矛盾。90年代以来国有企业出现
的困难，一方面是因为随着市场竞争局面的形成，与其他各种经济主体相比，国有企
业的经营机制不活造成的；另一方面，则是因为随着企业改革逐步深化，公有体制内
部的各个经济主体之间，包括国家和企业、经营者和职工之间的利益分化，形成了新
的利益格局和矛盾，原有的公有制和国有企业产权制度事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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