理论，主张市场取向
的改革。相对于社会主义商品经济论而言，它更突出市场、市场调节、市场机制在社
会经济运行中的地位和作用，肯定大量的经济活动应该由市场来引导，肯定生产要素
应该进一步商品化、市场化。这一过渡性改革理论为深化改革指出了方向，也为改革
突破传统思维定式，从资源配置的角度设计改革目标迈出了第一步[12]（p.45）。
    随着改革开放，学术上的封闭状态也开始改变，东欧改革经济学著作被大量翻译
介绍进来，传统政治经济学中关于价值规律问题的讨论被计划与市场的关系问题所代
替。在改革启动和程序设定阶段，市场经济理论的发展经历了与社会主义商品经济论
同样的起伏和曲折过程。1979年无锡会议后，多数经济学家对社会主义经济可以利用
市场，发挥市场调节作用，取得了比较一致的看法，提出国民经济管理实行指令性计
划、指导性计划和市场调节三种形式结合。理论研究和争论的重心转移到市场与计划
结合的方式和如何看待指令性计划两个问题上。1984年前后，随着比较经济学的引入
，人们开始认识到社会主义经济存在着不同的体制模式，把改革划分成宏观调控、市
场体系和市场机制、微观基础企业三个相互联系的层次。以市场取向的改革理论为基
础，1987年十三大报告没有再提计划经济，而是强调“计划和市场的作用都是覆盖全
社会的”，提出要建立“国家调控市场，市场引导企业”的新机制。它距离确认社会
主义市场经济，似乎只有一步之遥，然而即将要迈出的这一步又是非常的艰难。1989
年政治风波后，一些人把计划和市场的问题同社会主义基本制度的存废直接联系起来
，对市场取向的改革观点展开批判。但是，薛暮桥、吴敬琏等人依然坚定地坚持市场
取向的改革主张，与攻击改革路线的言论坚决进行抗争[13]（p.125）。1991年，吴
敬琏和刘吉瑞出版了《论竞争性市场体制》一书，系统地阐述了市场经济的改革理论
和主张。改革实践的效果对改革理论的选择发挥着重要作用。到1991年，“以计划经
济为主”的理论已经没有多少追随者了，但是经济理论的突破还需要通过政治程序来
完成。1992年1月和2月间，邓小平视察南方时的讲话公开发表，受到了广大人民群众
的热烈响应，这才将阻拦改革继续前进的意识形态障碍最终清除掉。1992年10月，中
共十四大报告正式宣布“我国经济体制改革的目标是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
至此，经过了长达十几年理论和实践两方面的探索和反复激烈的争论，中国经济改革
的市场化方向和市场经济体制的目标终于确立起来了。
    　　　　三、中国改革道路的探索：双轨制与过渡性制度安排
    80年代中期，当经济体制改革的重点从农村转移到城市并全面展开，中国改革进
入了第二个阶段，即双轨体制形成和渐进式改革道路确立的阶段。这一阶段改革理论
研究的中心议题是改革战略的选择问题，其中除了上一节已经论述过的改革目标模式
的探索之外，主要包括改革的基本思路、基本策略和主要步骤等问题的选择和设计。
改革实践呼唤着新的经济理论，改革也为理论探索创造了前所未有的相对宽松的环境
。这一时期，改革已经成为时代潮流，对社会主义传统的斯大林模式必须进行革命性
的根本改造已经成为绝大多数人的共识，虽然继续固守僵化的传统观念公开反对改革
的言论基本上听不到了，但是在对改革本身的理解，即改什么和怎么改的问题上，存
在着很大的分歧。由于中国经济体制改革是在理论准备不足的情况下起步的，在改革
启动阶段，政治决策者事实上设定了渐进式的“改革程序”，这就是邓小平所说的“
摸着石头过河”。这种实践先行的探索策略对改革的理论研究提出了挑战，也为理论
的发展创造了机遇，围绕着改革战略的研究逐步形成了中国改革理论的不同流派[12]
。不同改革理论流派的争论集中在改革的主线或“突破口”的选择问题上，形成了不
同的改革理论。
    中国学者是以一种非常开放的心态向国外各种经济理论进行学习、借鉴、吸收和
应用的。受西方经济学和东欧社会主义改革经济学的影响，在80年代中期到90年代前
期，中国经济学界形成了两个比较激进的市场化改革理论派别：一个是以吴敬琏为代
表的“协调改革派”。它是在继承我国老一辈经济学家孙冶方、顾准等人批判传统社
会主义经济理论的“无流通论”[14]和薛暮桥等人强调以流通领域的改革为重点[15]
[16]，主要吸取新古典经济学和东欧的市场社会主义理论的基础上形成的。他们提出
“整体配套、分步实施”的改革思路，在改革战略上积极提倡企业、市场、宏观调控
三方面改革的大配套。强调价格改革是整个经济体制改革的关键，认为当务之急是以
价格改革为突破口，尽快建立起以市场为基础配置资源的经济机制，避免双重体制久
拖不决的局面[17][18]。另一个是以厉以宁为代表的所有制改革派，提出了企业改革
主线论的主张。厉以宁的理论主要是在吸收了国外非均衡经济学包括科尔内的短缺经
济学思想的基础上形成的。厉以宁认为，在中国现阶段的经济非均衡状态下，要使市
场机制真正发挥作用，必须以具有充分活力的市场主体的存在为前提，改革的主线应
当是通过股份制道路来构造新的企业制度，重建国有大中型企业的产权关系[19][20]
[21]。这两种改革理论和思路针锋相对地展开了激烈的论战，但是都没有被中国改革
的实践所接受。在依旧主要凭借马克思主义政经学的传统语境提出的其他改革思路中
，比较有代表性的是王琢提出的以宏观管理体制改革为主线，宏观先改的思路[22][2
3][24]，但也没有成为改革实践的指导思想。总之，在中国比较激进的和试图寻找单
一改革主线或突破口的各种改革思路，不论是以什么样的经济学理论为基础，也不论
产生了多大影响，最终都没有能够成为指导改革实践的济世良方。
    以刘国光、戴园晨、张卓元为主要代表，在他们周围聚集的中国社科院的一批著
名学者，提出采取“渐进式”加“小配套”的经济体制改革战略[25]，实行企业改革
和价格改革两条主线“双向协同”[26]（pp.58～69）。他们改革理论的鲜明特色是
把经济体制改革与经济发展战略的研究结合起来，主张体制模式转换与发展模式转换
“双向协同”[27]。他们认为，研究经济体制改革目标模式和改革策略时，既要考虑
一种模式向另一种模式的转换，又要考虑保持经济运行过程的连续性和不同体制模式
之间的继承性[28]（p.46），并且应当以实例研究为背景，从中汲取营养[27]（pp.6
1～62）。考虑到中国经济的现实条件，改革只能逐步进行，在近期内采取“改良模
式”来过渡是必要的。在经济体制改革过程中，出现双重体制并存的格局既有其客观
的必然性，也是应当采取的战略选择，并不是主观决策的失误[27]（pp.29～30，pp.
406～411）。他们的理论和对策选择，以稳健务实的风格见长，在学术界有很大的影
响，许多同中央的经济政策抉择相一致，有的已经直接转化为我国经济改革的政策。
    中国渐进式改革道路最显著的特征是出现了双重体制并存的格局，其中生产资料
价格双轨制是一个关键。80年代中期，改革全面启动之后，价格改革成为整个经济体
制改革和理论争论的焦点。计划价格和指令性计划、实物分配是行政计划体制管理经
济的三位一体的手段。由于国家统一制定的计划价格长期固定，形成了严重的扭曲。
从劳动价值论的角度来看，这种计划价格既不反映价值，也不反映供求，甚至也不能
体现国家的政策，因此改革势在必行。从体制转型的角度来看，价格是市场机制配置
资源的枢纽，因此价格改革是从计划经济向市场调节转变的一个关键。
    当时，为要进行价格改革而进行了理论价格的测算，学术界曾就社会主义经济中
价格形成的基础展开了热烈的理论讨论。这在当时从劳动价值论和计划管理的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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