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文在以下各节分别加
以论述。
    　　　　二、改革的方向和目标：社会主义商品经济理论与市场经济理论
    在改革启动与程序设定阶段，改革理论首要的任务是要解决改革的“合法性”问
题（注：改革“合法性”问题是周振华首先提出并加以论证的。见周振华：《体制变
革与经济增长——中国经验与范式分析》，上海三联书店和上海人民出版社1999年版
。）。因为改革是对原有制度结构和秩序的颠覆性改变，如果不能得到社会主流观念
的认可或者足够强大的支持，就会处于“非法”状态无法启动。解决改革“合法性”
问题，就是要对改革的必要性和合理性进行理论证明，对改革的性质和对象范围做出
科学界定，对改革的方向和目标进行探索和设定，从而造成一种有利于改革的舆论氛
围。
    在我国，对于经济体制改革必要性的理论探讨，最初采取了对价值规律作用问题
探讨的形式。1978年10月6日《人民日报》发表了胡乔木的文章：《按客观经济规律
办事，加快实现四个现代化》。以此为开端，70年代末到80年代初，形成了一个研究
社会主义经济规律的小高潮，其中的要害则是价值规律在社会主义经济中的作用问题
。对价值规律问题的讨论，既是传统社会主义经济理论在新时期的延续，又是改革理
论探索的先声。在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中，价值规律是一个与商品经济和市场机制
相联系的范畴，被视为社会主义经济中的异质因素。所以，关于价值规律在社会主义
经济中作用的争论，并不仅仅是对价值规律的理解问题。价值规律问题的背后涉及的
是一个经济体制问题，是坚持和完善计划经济体制，还是对计划经济体制进行革命性
改造的争论。
    自建国以来至70年代末，我国学者关于价值规律与社会主义经济的关系的理论争
论，持续的时间最久，发表的论著也最多[1]（p.417）。早在20世纪50年代，孙冶方
就对价值规律提出了自己独特的理解。他提出了社会平均必要劳动量决定价值量，即
价值决定，就是价值规律；时间节约规律也就是价值规律，并且是“社会主义社会价
值规律问题的核心”[2]；因此，价值规律不仅在资本主义商品经济中发挥作用，而
且还将在未来的共产主义社会继续存在并发挥作用等观点[3]。70年代末期，孙冶方
坚持并重申了自己的观点[4]。当时理论界对这些问题的争论，比较集中地反映在对
其理论的评价上。我国学者对社会主义价值规律问题讨论的核心，则是价值规律与计
划经济的关系，以及价值规律对社会主义生产是否起调节作用。这一时期一般都是强
调价值规律与计划经济的一致性，只是侧重点有所不同。1979年4月在无锡举行的社
会主义经济中价值规律作用问题理论讨论会以后，多数人在认为生产资料也是商品的
同时，也都承认了价值规律对全民所有制内部调拨的生产资料起调节作用。
    对于改革性质和对象范围的界定，最初的提法是改革“计划管理体制”或“国民
经济管理体制”，1980年以后，开始普遍使用“经济体制”这个概念。但这并不是理
论研究的成果，而是因为国务院设立经济体制改革办公室作为国家直接领导改革的专
门机构，人们也就开始用“经济体制”这个简化的词语替代原先冗长的提法。然而这
种不经意间的演化，却蕴含着丰富的实践智慧和值得进一步研究的规律性。经济体制
作为与经济制度或者基本经济制度不同的概念，最初是指社会主义国家管理经济的制
度、原则和方式等等的总称，是社会主义生产关系的具体形式[5]（pp.278～279）。
它反映出当时中国改革目标的有限性，同时明确表达了改革并不是要改变社会主义经
济制度，因而也不是真正意义上的“革命”。当时的中国，一方面在文革十年动乱之
后，人心思变，具有很强的改革动力；另一方面，又存在着要求维护传统社会主义经
济制度，给改革划定严格范围，设置禁区的强大势力。所以，在1978年底做出改革的
决定之后，便于1979年3月又提出坚持“四项基本原则”。因此，凡是涉及到所有制
结构调整或所有制形式变化的重大改革，例如，农村土地承包、经济特区、股份制等
等，都会遇到是姓“社”还是姓“资”的异常激烈的争论。所以有人认为，改革一方
面从生产力发展的角度看是前进，另一方面从生产关系调整的角度看则是“退却”，
因此在提出改革前进目标的同时，也就意味着划定了退却的“底线”[6]。由于经济
体制是一个新概念，其内涵和外延都没有完全确定，这就为各种社会力量、各种观点
提供了一个可以展开重复博弈的概念框架。随着人们所理解的经济体制的涵义演化和
范围的扩大（注：周冰：“经济体制是一个经济机体为了配置资源和对其成员分配利
益所必然具有的、组织协调内部各种经济要素和全部经济活动的一整套制度安排。”
张卓元主编：《政治经济学大辞典》，经济科学出版社1998年版，第77页。），改革
也就逐步向前推进和深化了。这个概念的提出和被普遍使用，反映出中国的改革和改
革理论从一开始就走上了渐进式发展的道路。
    在中国，改革理论的第一个重要突破是社会主义商品经济论，它为经济体制改革
全面启动和局部突破提供了必要的理论指导，也为改革理论的发展奠定了基础。社会
主义商品经济理论的发展经历了一个漫长而又曲折的过程，因为，马克思主义创始人
马克思和恩格斯认为社会主义和商品经济是不能相容的。斯大林根据苏联计划经济的
实践提出，由于存在着两种公有制，社会主义经济中还保留着商品生产和商品交换，
但它是特殊的商品，仅存在于不同所有制之间的交换，全民所有制内部的生产资料便
不是商品，仅在形式上保留着商品的“外壳”[7]（p.578）。中国自50年代起到文革
前，尽管有少数人提出过一些有独立见解的看法，但是斯大林的影响还是起着支配作
用。
    从1979年开始到80年代初，许多学者都提出我国社会主义经济也是一种商品经济
，或者说是有计划的商品经济，商品经济是社会主义经济的一个基本特征的观点（注
：1979年，谷书堂、宋则行主编的《政治经济学（社会主义部分）》（陕西人民出版
社1979年版）中率先提出，社会主义经济是“有计划的商品经”。）。这虽然与传统
理论发生了尖锐冲突，但还是得到了广泛支持和初步论证。1982年初，一位领导人发
表谈话，强调坚持计划经济为主，市场调节为辅。其后的两年中，社会主义经济是商
品经济的观点受到了指责，但是，这种观点并没有因此而销声匿迹，学术界仍然有人
坚持认为社会主义是有计划的商品经济[8]，肯定商品经济是社会主义经济的基本特
征[9]，不能退回到老路上去[10][11]。到1984年，认为社会主义经济也是一种商品
经济的观点重新得到较多经济学家的肯定。直到中共十二届三中全会通过《中共中央
关于经济体制改革的决定》，明确肯定了社会主义经济是公有制基础上的有计划的商
品经济，社会主义经济也是一种商品经济的观点才开始成为社会的共识。但是作为一
种社会观念的根本转变，这个过程一直持续到90年代才完成。1990年，谷书堂和常修
泽发表《社会主义商品经济论纲》，可以看作是为这个过程最终画上的一个圆满句号
（注：在1989年反“自由化”以后，社会主义商品经济论一时又成了理论上的禁忌。
谷书堂和常修泽的文章，发表在《经济研究》1990年第9期。）。
    到80年代中期，在社会主义商品经济论的基础上逐步形成了市场取向的改革理论
。市场取向的改革理论是在改革全面启动之后，人们从当时经济运行的实际问题出发
，对计划和市场关系深入探索的一种倾向性、过渡性的理论形态。由于国有经济体制
内的改革没有重大举措，而农村包产到户后非国有经济的蓬勃发展，支撑了国民经济
的高速增长，在改革实践的推动和借鉴国外经济理论特别是西方经济学的启发双重作
用下，相当一批改革经济学家超越了改革初期计划与市场结合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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